第四，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差异较大。从基尼系数来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达到了0.45，到90年代末曾一度接近0 .5，2007年阿根廷更是达到0.51。而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为0.31。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韩国也远低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可以说，东亚国家中日本和韩国在转型过程中收入差距都控制得比较好。
接下来，王一鸣进一步对两类国家出现不同发展命运的背后原因进行了探讨。根据他的分析，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是错失发展模式转型的时机。拉美一直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没有与全球化的浪潮很好契合，也没有很有效地转向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
第二是没有解决技术创新的问题。韩国开始是模仿，之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有自主技术的企业，比较成功地迈过了技术创新的问题。但拉美和东南亚却没有有效解决技术创新的问题，以东南亚为例，整个经济是加工贸易型，缺乏自主技术。
第三是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利益格局往往受大的利益集团牵制，没有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从而导致社会分化非常快。
第四是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早期管制比较严，后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自由化的影响，政府作用被削弱，完全缺乏调控能力。
第五是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日本和韩国能够成功，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模式得以成功转换，特别是在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上有跨越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比较好地控制了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