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曹远征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解释说，“1.9万亿的结余指的是现金流量，而18.3万亿则是存量。现金流量有结余不代表没有亏损。”
简单来说，如果要维持现在的养老金给付水平，除现在已有的养老金(即上文中所指“结存”)以外，我们在2013年这个时点，还需要另外18.3万亿的养老金，才可以保证未来70年退休金的发放。
也许这一概念听上去有些杞人忧天的意味，但专家指出，与仍在可控范围内的“空账”相比，这一缺口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缴费的人数趋于下降，流量和存量的问题会相互转化并可能威胁到养老金支付。
参与上述18.3万亿缺口报告撰写的中国银行研究员廖淑萍指出，“如此大的存量缺口意味着，未来某一个年份后，中国年度的养老金流量缺口会是负的，而且还会不断扩大。”
另据报道，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学者高培勇和汪德华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在现有社保制度框架下，要确保2020年中国每个退休者都能领取养老金，以替代率(即领取养老金占该年社会平均工资的比重)52.4%计算，养老金支付缺口都会持续增加。最早在2015年，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就会出现支付缺口。
两位学者预计，如果现在不能未雨绸缪，及时调整政策，到2050年，养老金缺口累积将达到该年GDP的95%。这样巨大的资金缺口，必将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需要转嫁给当代企业或进行代际转移。
养老金缺口危机的背后制度设计累积双重风险
上述三个“缺口”并非同一概念，但无论从哪方面考量，养老金危机都已经是难以回避也无法忽视的问题。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不过区区二十年，为何就已陷入了困境？专家指出，在短期内，我国养老金收支压力主要来源于制度设计导致的转轨成本；而在中长期内，人口老龄化将逐渐成为导致养老金收支缺口的更为主要的因素。
事实上，养老金缺口将进一步加大的判断正是基于一个重要事实：即老龄化的推进和平均寿命的提高。我国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接近1.3亿人，全国31个省区市已有26个进入老龄化状态。
除去老龄化的威胁，养老保险困局可能在制度设计之初就埋下了隐患。
1997年国务院正式确定了全国城镇职工养老金制度从过去现收现付的企业养老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转变。这种制度设计，具有过渡期的特征，其本意乃是寄望于两种制度的优势互补，但事实上累积着当期支付赤字和积累资金贬值的双重风险。
另一方面，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室副主任张启新认为，制度设计之初错配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他认为，当时改革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国企改革，为了帮企业减负，把本应是企业或政府负担的部分养老责任全部让社会保障来承担了。此外，张启新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的背景不同“国外是直接面对老龄化问题，但当时我国老龄化问题并不严重，大家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
尽管各方对于养老金前景莫衷一是，但目前的所有讨论，仍集中在“制度覆盖人员”的范围内，目前仍处于碎片化的社保制度如何解答尚未纳入到养老保险体系中来的农民、流动人口、失业人员等群体的养老问题，或许将是一个更加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跛脚的三条腿凳子亟待修补
□李唐宁
多年难产的个人延税型养老保险有望在今年下半年取得一定进展。保监会在近期召开的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提出，要重点推进个人延税型养老保险发展。这一提法引发各方密切关注。这一税收优惠政策也被认为是完善我国脆弱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