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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当前热议的养老金改革顶层方案，可能会实施事业单位与企业并轨。究其原因，似乎一方面是为难度重重的事业单位改革扫除阻碍，另一方面为了消除市场化社会保障机制建设中的不平等性，并且在事业单位社保模式中引入激励机制。
事业单位改革是政府行政体制转变的核心环节，早在2011年3月，中央就发布了《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其中单独强调了“逐步建立起独立于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体系”。实际上，社保问题已成为事业单位改革的主要阻力，正是由于担心改革会带来退休金下降、个人负担上升，因此在许多地方，事业单位改革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在控制政府边界的过度扩张、放手市场该做的事情过程中，改革与压缩事业单位养老金成为重要着力点，这也与新一届政府提出的“公共服务社会化购买”有机结合。对于政府来说，只有付出一定的“转型成本”，才能最终降低急剧膨胀的预算负担。
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的另一目的，是改变现有养老金机制的“双轨制”，平息企业职工和公众的不满。由于在公务员、非自然垄断行业等都存在事实上的养老保障差异，因此事业单位的改革只是起点，最终还是要达到全社会养老体系的公平与效率兼顾。而且，在标准的选择上，也应“就高不就低”。
应该看到，养老金在各国都涉及几乎所有人的利益，因此要进行改革调整都会遇到巨大困难，往往需要长期的争论和博弈。在我国，养老金改革不应只停留在顶层设计的范畴，不是只由政府委托几个研究课题就能够解决的，而是应该一方面发挥全国人大作为立法机构的作用，另一方面让更多的公众参与表达意见，以此形成尽量符合多数人利益的方案。换句话说，养老金改革的方案不在于“设计”，而在于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政策制定和选择中。
另外，现在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完全由国家承担，实行统账结合改革后，已退休和已入职人员，其个人账户就形成空账，如何解决就是转轨的最大成本，但政府不可避免要有所承担。目前已经到了改革的关键时期，推迟只会继续激化社会矛盾、积累社保体系隐形风险。不管在改革并轨过程中还是之后，政府都不得不负担财力成本，要解决这一挑战，一方面依靠减少政府“做的事”，进而减少政府“需要的人”，逐渐降低自身负担，另一方面，把用于主导投资建设、行政支出、国有资本运营中的财政资源予以压缩，转移到社保等真正必要的公共支出上，才是可行之道。
总之，养老金改革不仅是处理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重要挑战，也是探索公共政策选择模式的典型案例，需要在改革方案的事前、事中、事后，让更多利益相关者和普通公众参与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