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物流费GDP占比超发达国家两倍多部门酝酿新政

我国物流费用GDP占比居高不下，超发达国家两倍

多部门酝酿合力降低物流成本

《经济参考报》记者26日从商务部“商贸物流”专题发布会上获悉，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一直高居18%，这一比重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的两倍，也远高于其他金砖国家。为解高物流成本“顽疾”，商务部正牵头财政部、质检总局、标准委等多部门酝酿一系列新政，包括研究出台促进商贸物流发展的指导意见，财政扶持企业关键设备标准化，将公路收费纳入“营改增”后的增值税抵扣范围等举措。

“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多年来一直持续在18%左右，这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出6.8个百分点。我们不仅比发达国家高，比如美国、日本、德国分别是8.5%、8.7%和8.3%，我们跟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金砖国家相比也偏高，比印度和巴西分别高5个和7个百分点。”在发布会上，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副巡视员王选庆列举这样一组数据来说明我国物流费用过高的现状。

王选庆说，具体来看，运输、保管、管理三项费用中，管理费用和其他国家的水平差距最大。2012年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运输费用占GDP比重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7倍，保管费用是2.2倍，但是管理费用却高达6.9倍。这说明我国物流业整体上还没有摆脱粗放发展的模式。

事实上，我国物流成本过高已经是流通领域难解的“顽疾”，也被认为是推高商品价格、阻碍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关于“最后一公里”、“中国式运输”等现象屡见报端，也引发了各界高度关注。例如，据调查，北京的蔬菜从新发地批发市场到社区零售店的“最后一公里”物流费用，约为从山东寿光拉到北京新发地费用的4倍。

据了解，去年商务部等16个部门组成8个组分赴全国各地，就物流成本高、环节多等现状展开调研。调研分析发现，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既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及产业布局有关，也有物流业本身发展的问题，同时也有体制原因。

王选庆分析说，我国目前还处于重化工业阶段，产业布局特点是能源性、资源性产品大多在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加工业的市场大多在东部和南部地区，长距离、低货值的大宗商品大跨度的运输多，货运量和周转量必然高。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单位GDP的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要高得多，这是基础性因素。物流业门槛较低，组织化程度较弱，以及信息化程度不高也是重要原因。目前中小公司占比达90%以上，我国前20家公路运输型企业市场份额不到2%。即使是发达的上海，公路货运汽车的空驶率也比发达国家高3倍。

此外，还有体制性成本偏高的问题，比如高速公路收费、乱罚款等。九三学社中央一项调研显示，全世界70%的收费公路在中国，收费标准最高也在中国；在中国，只要货车行驶在路上，就难免不被罚款，一家正规的运输企业，每年上缴税收1000余万元，盈利是300余万元，罚款就要开支200余万元。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宋则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行政性高收费、乱收费、乱设卡，这类体制性成本是我国流通领域最突出、最亟待铲除的。

在新一轮内贸领域改革中，商贸物流工作已经开启了新的局面。据悉，今年以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多次对物流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并于10月25日主持召开了部分城市物流工作座谈会，研究部署工作。此后，11月12日，商务部召开了全国商贸物流工作会议，进一步部署了相关工作。

王选庆表示，接下来的工作将以降低物流成本为主要出发点，重点放在城市物流的发展。同时，作为牵头全国流通工作部际协调机制的部门，商务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积极研究推动出台促进商贸物流发展的指导意见。

他在发布会后对《经济参考报》在内的媒体透露，商务部正会同质检总局、标准委、财政部等部门，就如何建立商贸物流标准体系开展研究，还将研究在个别关键性设备的新标准推广中对企业增加成本的补贴扶持政策。力争在1至3年内完成标准化推广。

“比如说很多企业目前使用的还是非标准化托盘，别小看一个1平方米的托盘，却影响着整个物流的运作。因为标准不统一就使得货架、装卸设备难以匹配，造成空间不能充分运用等系列问题。”他说，“下一步要使用标准化托盘，比如可考虑按照一个价格收购企业原有的非标准化托盘等方式。这需要一定的投入，具体需要的金额还要测算，也要和财政部协商。”

商务部还将进一步协调落实相关政策，切实为物流企业减负。王选庆透露，为解决“营改增”给物流企业带来的税负上升问题，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正积极研究相关政策，争取把公路收费也能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还有，关于物流仓储大宗用地减半收取土地使用税、物流业水电同价等政策都会进一步推进落实。“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物流企业的税负会有所下降的”。

除此之外，商务部还将推动提高物流信息化水平，鼓励专业化、社会化物流的发展，继续开展城市物流配送示范工作等。

商务部内贸专家、北京工商大学贸易系主任洪涛表示，今年流通改革的重点就是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目前我国商品流通成本包括：因公路等国家基础建设设施所产生的制度性成本；因运输网络不全而产生的迂回成本；因技术落后而产生的自身成本。应从上述三项成本入手，降低流通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