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段时间，律师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年轻人的心目中拥有一幅正面美好的形象。他们一手持盾，捍卫当事人的权利，一手持剑，与强大的政府机构或者私人抗争，维护公平与正义。他们曾象征一种新的力量，有望把这个国家拉出它昔日混乱而丑恶的泥潭。
“文革”结束后律师在审判“四人帮”法庭上的出场，以及他们不受政治束缚的大胆辩护，在许多人心中重新燃起了对中国社会法治化的期望。在那之后的时代里，中国的律师群体逐渐变得成熟而健全起来。他们的良好形象在一些来自中国香港与美国的影视剧中得到巩固，这些胸怀正义、思维敏捷、言辞锋利、行事干练的人士和他们的职业成为年轻人羡慕的对象。在中国比较开明和西方化的法学院里，学生对于《刺杀肯尼迪》之类的影片赞不绝口，那位不惧强权、勇揭黑幕的美国律师塑造了他们对于自身未来职业角色的期望。正当中国的法律人如饥似渴地从欧美的法学界获取营养，试图以来自西方的范畴、概念与规则重新塑造中国的司法体系之时，律师也被视为一种能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
然而，在最近的几年里，这一切随着日益庞大的国家权利与无孔不入的商业逻辑的结合而走向终结。我们虽然难以判断这个趋势始于何时，但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它给社会文化与民众心理带来的冲击。太多的丑恶事件、一种不良的格局与体制的太久拖延，似乎令民众对于司法体系乃至这个体系中的从业者都丧失了信心，鄙视与嘲讽取代了希望与梦想。
逐渐地，套在律师头上的光环开始变得黯淡，在许多公众看来，他们甚至成了为虎作伥的罪恶之徒。泛滥的政府力量对民众权利的侵犯激起了普遍的怨恨，严重的贫富差距使社会底层感到莫大的失落与愤懑，一些地方混乱的社会秩序与犯罪的猖獗令民众深受其害，当一些律师与民众眼中的“恶棍”站在一起，从事为犯罪嫌疑人辩护这一正常的工作时，他们的身上便也沾染了污迹，无奈地承受人们对于专权、贪腐与社会不公的种种不满。
在“李庄案”等事件的影响下，中国律师遭遇了一场整体性的声誉危机。而此前对于中国法治进步一向有良性作用的媒体，则在此时或多或少地扮演了某种推波助澜的角色。一些人公然违反“无罪推定”的精神，将当事人指责为“无良律师”与讼棍。于是，夹在强大的公权力束缚与民众怨恨之间的律师，开始变得彷徨四顾，无所适从。他们的棱角被磨平，斗志被击溃，社会功能被消解，不再像是勇士，而似乎变成蝇营狗苟的卑微之徒，不再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似乎在与权力与现实的妥协中变得晦暗与平庸。
律师的命运也是中国整体法治进程的一个缩影。中国的现代史上有过十多年法治废弛、人人自危的年代，那也是一个律师被打倒、律师群体彻底消失的年代。后来，律师的力量曾经有过恢复，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他们开始遭到一种新形式的打压，这种打压与前者相比更为隐蔽，但其效果也许更为有力。权力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完成对律师群体的降伏、收编和去势化，在这一过程中，它似乎还借助了新的传播方式和煽动人心的技巧。
在这个过程中，律师主要不再受到物理上的惩罚，他面对的是一种制度化的威压。许多的法律规定让人觉得，司法机构对于律师群体百般防范，在国家主义的法制与职权主义诉讼体系之下，他们似乎从一开始就被判定为有意捣乱的对立者，这使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面临诸多陷阱，稍有不慎即有牢狱之灾。
《刑法》第306条被法学界普遍视为一条针对辩护人与代理人的歧视性规定，修法呼声此起彼伏，但依然不断受到压制。在体制性的威慑之下，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成为完全的弱小群体，在公检法机关面前奔走逢迎、唯唯诺诺，尚且有不测之灾，何谈形成一种与前者分庭抗礼的力量。在此情况之下，刑事被告人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令大众惊愕甚至震骇的冤假错案层见叠出，也就是必然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