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学时候起就喜欢语文，一直做着“作家梦”。

　　1965年夏季我初中毕业，原本是要考高中，再上大学读中文系，实现自己的理想。无奈家庭成份不好，家境十分困难，依照自己选择的路径显然行不通。在我就读的华县少华中学任教的大姑父分析了诸多因素，背着我找到参加县上招生的该校教师，修改了我填写的志愿，把标明半工半读上学读书不用再花钱的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列为第一志愿。作为中等专业学校的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历来没有被考生作为首选，大多作为第四、笫五志愿填写。我作为第一志愿，而且考分不低，自然就被录取了。后来我知道这件事后，曾经十分伤心并且埋怨过大姑父，可是当一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高中学生全都回了家，我又感到万分的庆幸。

　　上了中专林校，“作家梦”依然在做。1965年冬季，我把写的几首自以为是诗的东西寄给大名鼎鼎的叶圣陶先生，同时写信请教将来搞林业的人还能不能成为作家。叶圣老竟回信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孺子，蒼劲有力的毛笔字竖写在两页发黄的竖格稿纸上，称我的诗写得不能说好，但也不能说不好，教导我只要有恒心是可以实现自己理想的，我国大多数作家都是业余的。叶圣老的信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想我这辈子之所以或有成就或无名堂竟以文字为业到底，很可能是因了叶圣老这封信。“文化大革命”疯狂之时，有人闻知有这件事而向我讨要“反动学术权威”罪证，我不得已偷偷烧了叶圣老的信，使这件原本可以作为珍贵历史文物的东西彻底消失。然而，它对我心灵上的影响却没有随之湮灭。

　　“文化大革命”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场浩劫与灾难，对于我也是—次精神与身体上的摧残与折磨。1970年元月，我们这一届“文革”前最后一批入学的中专学生，好不容易熬到毕业分配。同学们相继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却被改称为陕西省林业学校的党支部、工宣队宣布留校审查，在“文革”中先后搞过数十起“冤、假、错”案，被人们称为“刽子手”的陕西省林业学校政治处干部李贵明，采取惯用的卑鄙手段，逼供诱供，最终给我“落实”了一些所谓的“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行。紧接着“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我的问题骤然间升级，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批来斗去。陕西省林业学校此时只剩下近百名教职工，却以我这个他们昔日的学生为靶子，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直至1970年11月，我被开除学籍送回原籍农村，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自我爆炸。我的“罪状”中首条为“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林彪成了反革命，我的“恶毒攻击”自然也就不能再成立。于是，我开始了旷日持久的上访翻案活动。时任陕西省林业学校与陕西省武功农业学校合併后的陕西省农林学校政治处主任、原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政治处干部李天葆，板着面孔教训我说：“你过去怎么知道林彪是反革命？那时候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你虽然恶毒攻击的是林彪，但是实际上是在攻击党中央副主席，说明你骨子里还是仇恨共产党。现在不能因为林彪成了反革命，就说明你是革命的。这个案你永远也翻不了！”我没有接受李天葆的屁话上访到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信访办，一位部队干部听了我的申诉十分气愤，说是即使林彪现在还是党中央副主席，你说这些话能算什么问题？1973年6月，在省上有关部门的干预下，我终于被撤销了开除学籍处分，1974年6月被通知去原来毕业时就已经分配去的商洛地区镇安县报到。

　　镇安县山大沟深，我有幸被分配到除城关公社外距县城最近的结子公社做农业干事。好不容易当上国家干部，不再是过去那种准反革命身份，同时也想让事实证明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反革命”，因而工作干得十分卖力。1975年8月，商洛地区农科所所长罗金鉴到镇安县兼任县委常委，在结子公社推广湖北省罗田县经验，选择两个生产队从原来大队划分出来，成立公社农科站，进行科学种田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结子公社党委抽调我到公社农科站蹲点包队扛死肩。

　　结子公社农科站虽然称之为农科站，实际上还是生产队，首先要搞好生产，推广科学种田各种措施，为全公社做榜样。我在结子公社农科站几年，常年四季吃住在生产队，真真正正做到了与干部群众“四同”。镇安山区粮食生产以玉米为主，小麦是辅助作物，即使川道好地丰收了亩产也不过一二百斤。蹲点头一年秋播时，我采取强迫命令，改变山区传统落后的推小麦种植方法，采用新技术，良种良法一齐上，饱施底肥“一炮轰”。1976年夏季，结子公社农科站小麦产量在全县放了大卫星。这年夏粮本来是个因灾减产的歉收年，结子公社小麦产量却比上年翻了两番。这年年底，在县委召开的四级干部大会上，结子公社农科站党支部书记邓富山和我一起上台领奖，而后披红戴花行走在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最前头。

　　当年的结子公社农科站新貌

　　此后，我一直就在已是全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结子公社农科站蹲点包队，时间长达四年多。我为这里的农民带来了好日子，人均分配小麦高达300斤以上，比小麦主产区关中平原农民分配的细粮还要多，更让当地人均只能分到一二十斤麦子，年年为吃饱肚子发愁的山里人羡慕得要死。朴实的山里农民吃上了饱饭都十分感激我，家家户户大人小孩没有不熟悉我这个好“老马”的。

　　1979年底，我调云镇区委任宣传干部，三个月后又调到镇安县委农工部，那是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汪效常，在结子公社农科站成为先进后不断的经验介绍中，发现我的文字材料写得不错，县委需要笔杆子让组织部下了调令。这也是我从小学时起就喜欢语文的结果，半年后再次被调到县委办公室做秘书。秘书工作干了不到两年，即被任命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时年33岁。

　　时来运转，官运亨通。我本该沿着仕途的路子走下去，无奈心中那个“作家梦”始终没有泯灭。实际上在参加工作之后，就已经重新捡起了文学爱好。我从每月38元工资中挤出钱来，订阅了当时的各种文学期刊，先是《人民文学》、《延河》、《萌芽》等恢复较早的文学刊物，后来是《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这两种权威性的文学选刊从创刊号开始，我一期不漏阅读了将近30年。那时候工作之余全部精神领域，我都一直如饥似渴地徜佯在文学的海洋里。1982年8月，我在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第四期上发表了长达15000多字的短篇小说《沙窝红枣》。这是镇安县作者有史以来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也是我长期坚持不断学习创作，写了一篇又一篇废稿的结果。小说写好后原来是寄到天津市作家协会，请著名作家孙犁求教的，没想到孙犁先生竟然推荐给了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发表了出来。

　　20世纪80年代前后，文学正处于“文革”摧残后的复苏时期，一个个文学新星成为一大批年轻人追逐的目标。贾平凹那时候还不是全国最著名者，但却是他的家乡商洛地区文学爱好者心目中的偶像，谁要是与贾平凹有点交往，那就很有一番向人炫耀的资本。1980年上半年，我在云镇区委做短暂几个月的宣传干事时，认识一个名叫万卫国的文学爱好者。万卫国的父亲原来是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

　　被订为右派分子回了镇安老家，平反后又回西北大学去了，万卫国在西安有一些亲戚常去走动。万卫国说他在西安跟贾平凹很熟悉，简直就是哥们儿。介绍说贾平凹一米七八的个子，长得很排场，他们经常晚上一块儿去喝酒，逛舞厅，女孩子们一看见贾平凹眼都直了，围上来一大帮子，赶都赶不走。又说贾平凹出手很大方，稿费多得花不完，他和贾平凹出去消费都是贾平凹埋单。还说贾平凹有一次在公交车站被一群女大学生围住脫不了身，还是他连拉带扯保护着才逃出来的。那时候电视不普及，贾平凹似乎还没有上过电视，大家都没有看到过贾平凹是个什么模样。尽管我知道万卫国有一些说谎吹牛的毛病，但却对万卫国所说的贾平凹深信无疑。似乎著名作家的形象就应该如此，身材魁梧，长相不俗，风流倜傥，稿费颇丰，生活得非常潇洒。

　　一年后的1981年5月，商洛地区中心文化馆举办文学讲座。此时我刚从县委农工部调入办公室做秘书工作不久，整天爬在材料堆中忙得不可开交。为了能够去参加这次文学讲座，我连续熬了几个通宵，把办公室主任交给我写的材料提前圆满完成。随后去找县委书记“磨”了三次，最终请准包括星期天在内三天假，专程乘长途班车从镇安去了商县。在这次讲座上我亲眼看到了贾平凹，没想到竟与心目中形成的偶像形象反差太大。身材矮小，面目痴呆，谈吐木讷结巴，在讲台上坐没个坐相，站没个站相。当主持讲座的何丹萌介绍说这就是贾平凹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与贾平凹委委琐琐的形象相比，脸圆眼大，面皮白净，身材高大的何丹萌，似乎更应该就是贾平凹。

　　我参加那次文学讲座的笔记本至今还在，在贾平凹讲课的记录里没有多少东西。留在我记忆中只有两点，一是说小说虽然是方块字组成，但是要把它当作歌曲五线谱来看待，写作出来的作品读起来要有韵味，让人有一种音乐感;二是平时生活中要形象地进行观察，把那些死的东西看成活的。例如冬天他坐在汽车上到了关中平原北部旱塬，看见公路两旁光禿禿的泡桐树，枝干一个个直挺挺朝上竖着，这是死的，而他却想象那是人们伸出胳膊的十根手指，向老天呼喊：“要水!要水!”贾平凹说这么两点时，也是颠来倒去，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让人听明白。后来，贾平凹有一首题为《四月的桐树》的诗，大约就是源

　　于这样的艺术想象写出来的。诗曰：“四月的桐树/ 五根黝黑枝条/ 是一个饥饿的手/ 抓摄了太阳/ 湿漉漉的/ 一团情人的欲火 于是/纵情的雨落下来/ 落下来/ 却从指缝里流了/ 泡软了当年的/ 一片桐叶 五根黝黑枝条/ 肥沃的五块条田/ 三行间距相等的/ 土豆苗拱出来了/ 四月的桐树/ 这桐树的四月啊”。

　　相比之下，那次讲座上讲诗歌写作的《长安》编辑部李志清和讲报告文学的《陕西青年》杂志社常扬，倒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对诗一窍不通，对李志清讲诗没感觉，但是对讲报告文学的常扬却佩服得五体投地。常扬就报告文学的定义是什么，报告文学与其他文学形式的区別，报告文学写作的基本要求，报告文学的立意与选材的基本原则，报告文学的思想性和人物形象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引经据典，旁证博引，从理论到实践，讲得头头是道。那种对于文学驾轻就熟、知识渊博的潇洒，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后来我再没有见到过常扬，但是这个名字与美好的印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20世纪80年代初的镇安县，有一帮子迷恋文学的青年。我们组织了一个业余文学创作协会，会长由时任县文化局局长樊有纲兼任，我被推选为副会长，工作之余也喜欢写点小文章的县委副书记汪效常为名誉会长。我被推选为副会长是因为那时候镇安县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小说的只有我一人，也是积极倡导和发起者之一，协会的具体工作是则是由县文化馆创作干部党镇平负责。活跃分子中有县民政局干部周化奎、县广播站编辑记者胡晋生、赵波、县妇联干部杨洪琳、柴坪中学教师叶仕海、家在华县的县中学教师王长乐，王长乐是写诗的，说话神经兮兮，颇有诗人气质，另外还有个叫姚远忠的，不记得是哪个单位的了。

　　镇安县业余文学创作协会开展过不少活动，最重要的是1982年6月，邀请《延河》编辑部雷乐长、张沼清、王晓新等人，到镇安县举办过一次文学讲座和改稿会。这在当时被看做是镇安文化事业上的一件盛事，各方面都很重视。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很忙，但是也尽量抽出时间参加了整个活动。这次活动直接成效不大，最终没有在《延河》上发表出来一篇作品。但是却结识了非常热心帮助业余作者的雷乐长

　　老师，随后党镇平、胡晋生相继去《延河》编辑部学习，做见习编辑，都是雷乐长老师帮助的结果，数年后我去《延河》编辑部学习，也是雷乐长老师促成的。

　　镇安县业余文学创作协会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很快就有了成效。党镇平、胡晋生、赵波等人的散文、诗和小说陆续见之于省级以上报刊杂志，其中胡晋生发表的最多，以在《陕西工人报》副刊发表散文为主，也有一篇小说发表在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上。很可能是因为我的处女作发表在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上，因而也把稿件投向那里发表了出来。1984年底我离开镇安后，业余文学创作协会还继续卓有成效地在开展活动，给我寄过一份他们办的文学小报，主要是发表业余作者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报头“镇安文学”四个字为贾平凹所写。

　　1982年6月，镇安县邀请《延河》编辑部雷乐长、张沼清、王晓新等，到镇安举办文学讲座，后排左一为健涛。

　　与此同时，镇安县剧团在百废待兴的陕西省文艺舞台走在前列。先是一台汉黄二调《牧童与小姐》，后有《刘海戏金蟾》、《凤凰飞进光棍堂》，从镇安到商洛地区，一直演红到西安。编剧和导演叫徐小强，后来当了团长，再后来调至商洛地区剧团当团长。如今已是陕西省戏剧界大名人的陈彦，那时虽已在镇安县剧团工作，但是还不为人知，具体干什么我都不知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默默无闻者，反而比那时已频露峥嵘的徐小强更有出息。不过当年镇安县剧团的辉煌，不能不说为陈彦日后成大器创造了良好氛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无庸置疑，此时镇安县文学青年眼睛都在盯着贾平凹。贾平凹既是商洛地区山里人的骄傲，也是赶超的目标。一大批痴迷的文学青年崇拜着贾平凹，以贾平凹为榜样正在苦苦地奋斗着。这样的情形如今已不多见，当年镇安县自发兴起的文学“热”，当是那个时代整个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缩影。

　　然而，家乡众多崇拜贾平凹的文学青年们有所不知，此时的贾平凹正在西安遭受着有生以来还未曾有过的大熬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