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孙见喜又一部关于贾平凹的传记文学《危崖上的贾平凹》。网上顿时一片惊呼：“贾平凹遭好友曝婚变内幕”;“贾平凹与别人有染，最终‘精神出轨’而离婚”。打开书本细看，《危崖上的贾平凹》所写贾平凹与韩俊芳离婚一事，几乎与1994年出版的《鬼才贾平凹》中第十一章《离婚》和2001年出版的《贾平凹前传(第二卷)》中第十章《黑色的日子》一字不差，只是换了个章节名称：《婚变前后》。当今网络普及，扩大了孙见喜新作的影响面，读者误以为是新曝料出来的内幕。

　　我细读过孙见喜纪实作品中关于贾平凹与韩俊芳离婚的内容，又看到丹萌在《贾平凹透视》中对离婚原因的剖析，觉得二位的叙述与真实情况出入较大。孙见喜似乎有点投鼠忌器讲得含糊其辞，丹萌则以此作为贬损贾平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什么事都敢抖落出来，想当然地乱加分析和猜测，把贾平凹写成了一个陈世美式的忘恩负义者。我和贾平凹谈过一次他们写婚变的问题，贾平凹气愤地说：“他们就不知道内情，净是胡写哩!”

　　1990年6月，我从西北大学作家班毕业，即离开西安回到大荔县。我的前妻精神病反复发作，长期住院的西安市精神病院医生告诉我，这种病终生都将难以彻底治愈，在医院只能是巩固治疗。昂贵的住院费一直是个沉重负担，我找到原任大荔县县长的渭南地区民政局长，又托了我的朋友《渭南报》记者连寿山帮忙，将前妻转至渭南地区民政局辖下的渭南精神病福利院长期住院。这里是民政部门专门收治盲流精神病患者的福利性机构，我只需要承担每月30元生活费。随后，我便彻底中止了与前妻的婚姻关系，于1991年元月与现在的妻子结婚。婚后我和妻子又住在西安市青年路，后来搬到治癌医生刘合心在太华路的房子。在此期间，我们一家和贾平凹一家多有接触，我爱人比贾平凹俩口子小得多，但是他们都亲切地称嫂子。贾平凹有点不自然，而韩俊芳则是一口一个嫂子，不叫嫂子不说话。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主要活动是应邀参加了渭南行署组织的报告文学集《雷北之路》的采访和写作，担任核心部分约15万字的撰稿任务。我在大荔县雷北村实地采访了两个多月，写稿时住在渭南行署驻西安办事处，直到1992年春节前才算告一段落。平时与贾平凹一家来往主要是我爱人，此时这俩口子之间已经出现的矛盾，我没有任何察觉，以至后来听到离婚的消息时，完全没有丝毫精神准备。

　　1991年4月6日(农历二月二十一)，贾平凹生日摄于其柏油巷

　　家中，自左至右健涛、贾平凹前妻韩俊芳、健涛妻张秀亚、贾平凹。

　　1992年春节过后，我与妻子带着不到半岁的小儿子，从西安又回到了大荔县。在县城我有机关宿舍和政府房管部门属下的两处公房，但是每处只有一间。虽然前妻长期住在精神病福利院，还有大儿子和女儿，这样的居住条件显然不是长久之计。这年夏天，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时的同事好友郝建龙，在距县城5里多的乡下家里邓庄村新盖了一院两层楼。因为即将竣工时楼板塌下来砸断了一个亲戚的腿，觉得晦气匆匆封门不住。郝建龙闲聊时对我说，他盖那院房子共花了两万二，我若愿意要可以原价转让给我，钱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给。我家庭负担很重一时根本没有能力解决住房问题，有了郝建龙这么个友情加优惠的机会真乃雪中送炭。我花了数千元安装了门窗，刷了墙，简单地装修了一下就搬住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