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有过好奇，在北京这样一个房价和房租齐涨、房价与收入比奇高的大都市，那些为我们送快递、送外卖的人，那些在餐馆里洗菜洗盘子的人，那些按钟点做保洁的人，那些在街头摆个小摊聊以谋生的人，还有那些在写字楼里拿着微薄的起薪、事业刚刚起步的人……他们住在哪儿？
后来我知道了部分答案：幽暗的地下室，杂乱的城中村，近郊村民搭建的像鸽笼般的小平房，以及群租——跟几十个陌生人挤住在一起，仅仅占据一张可供每夜躺一躺的铺位。近日一些报道再次为人们呈现了这种现实：北京东三环一套80平方米的两居室住着25个人；而在另一处群租盛行的小区，竟有90平方米的两居摆了26张上下铺，住了52个人。
有媒体打了一个精妙的比方，群租现象就“像石头背面的苔藓”，在不见光的地方大量滋长。这些地方逼仄混乱，却给暂时处于城市底层的打拼者提供着小小的基石，让他们生活的梦想可以赖以起步。
然而也因为隐藏着各种安全隐患和治安风险，还给相邻者带来巨大的烦扰，群租成为政府部门需要整治的对象。北京市有关部门最近再次下达治理群租住房的相关政策，规定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两人(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的除外)，并且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等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
当前的群租乱象当然需要治理和规范，这一点大概很少会有人反对，然而规范是否就意味着这样简单的一纸禁令呢？
群租现象并不是一堆人有“受虐”倾向要去花钱买罪受，而是因为他们的住房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强力执行禁令或许可以消除群租于一时，却无法解决这些打拼者的实际住房需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从几年前就开始大力整治群租，然而禁而不绝，“回潮”不断，甚至愈演愈烈，只能说明这种需求之旺盛。“不得低于5平方米”的标准，在当下高昂的住房成本面前，无异于对吃不起饭的人说“何不食肉糜”。有关部门制定出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标准并不难，可谁来为他们实现这样美好的住房“福利”呢？
如果严格执行这样的标准，自然可以将庞大的群租者群体挤出群租房，可是之后怎么办？这些底层打拼者又不是“田螺姑娘”，为人们提供完服务、为城市贡献完劳力后就可以自动消失。他们是城市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城市需要为他们提供容身之地。“不得低于5平方米”的标准，并不能帮他们拓展生存空间，反倒是以违规之名将一个庞大的群体“扔”进灰色地带。
这个群体有多庞大？或许未必有准确数字。但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等部门近期发布的《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2013)》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住房人均使用面积为5.6平方米。这就意味着，在北京近千万的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居住面积达不到“5平方米标准”。
顺乎逻辑的结果是，这些人要么提心吊胆地在标准之外的灰色地带里生存，不时面临被打击清除的风险，相关权益反而更难得到保障；要么只能随着城市一圈圈往外扩张，而迁往越来越远的边缘地带，从而带来交通负荷等新的城市管理难题；要么被迫离开城市。于是，这样的简单行政、懒惰行政，或许初衷良好，却以保障宽敞的名义，让他们的生存空间更加逼仄，让已然艰难的梦想进一步受到挤压。
解决群租问题自然是个繁复的系统工程，但即使是在保障房建设还无法满足需求、户籍制度等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之下，城市管理者也完全可以做得更多更细，而不是简单地出台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标准。与其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去执行一个不切实际的规定，不如想想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