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部分国外城市的地铁禁食立法经验看，好的立法标准在于，无论哪方胜出，权利受损的另一方的合法权利都会得到适度考量和有效补偿。
日前，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就《北京市轨道交通安全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的第一轮审议中，提请稿中被删除的“地铁禁食”条款被建议重新加入。此前，北京市法制办就《条例》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时，由于该条款引发众多争议，曾将其删除，拟作为倡导性规则写入乘车手册。作为市人大的立法建议，该条款还要经过两轮审议以及可能召开的听证会，才能最终决定是否入法。
立法进程耗时多多、一波三折，但很明显，立法者正在走向慎重和节制，立法程序也正在走向民主和透明。在公民参与立法的语境之下，原本管理者与消费者间的权力与权利之争，变成民众“饮食需求”与“禁食诉求”的权利之争，博弈主体的嬗变，也体现出角色的归位。不管结果如何，这都是种进步。
“地铁禁食”是世界性难题
应看到，在早餐晚餐时间与潮汐交通叠合的情况下，拥有“饮食权”，意味着终日奔波的上班族可以“边走边吃”。但对“禁食族”而言，遍布车厢的“五谷杂陈”的味道及随处可见的垃圾，无疑是种折磨。如果地铁“禁食”，更清洁的环境或能顺应“禁食族”们的诉求，但这对那些每天奔波于车途的人们来说，或许是连吃饭间歇都被抹杀。这也是“地铁禁食”成为世界性难题的重要原因。
针对地铁饮食，不少国外城市做法也各异。在美国华盛顿市就有着非常严格的禁食令，地铁管理规定中明确禁止吃喝，违者或遭到地铁警方的口头警告、驱离、罚款，甚至拘留、逮捕等；在美国佛州杰克森威尔市，地铁禁食令稍微人性化些，一些乘客的进食被允许，但饮料要使用符合地铁方规定的容器盛装，保证无遗洒。在巴黎，地铁上贴着抨击啃汉堡、乱丢食物等不文明行为的平面广告，不在地铁上吃东西已成“不成文法律”。当然，也有些城市对地铁饮食采取较开放态度。
“地铁禁食”立法考验权益平衡术
无论禁食与否，抑或是有无立法禁食，在这议题上，尽量平衡各方权益成了价值共识。
拿地铁禁食立法而言，好的立法标准在于，无论哪方胜出，权利受损的另一方的合法权利都会得到适度考量和有效补偿。就像在很多公共博物馆，游客参观区都会有“禁止饮食”的标志。在此处饮食，会被很多双眼睛“关注”，也可能遭受严厉的惩罚。但这类公共场所也往往会专设免费游客用餐区，桌椅、纸巾等物一应俱全。
有效补偿的直接责任，不应来自于“禁食族”群体，而应来自于管理方。最可怕的立法结果是，法律规则或行政命令成为管理者规避责任、逃避应尽义务的工具，让别人讲文明，让自己享特权，以效率之名垄断“执行力”。若不能避免这点，即便立了法，恐怕也很难执行。
在常常空间局促、人潮如涌的北京地铁站，专设乘客用餐区的执行难度和实际效用可以想象。比起华盛顿等城市，它的管理难度也更大。若要靠执法力量维护地铁饮食或禁食的秩序，恐怕也需要更多的人力、时间投入。基于此，在地铁饮食的应对上，显然也更要“因时、因地制宜”，在文明行为涵养和惩罚违规的尺度层次上多下功夫。
在北京，“地铁禁食”其实也是大的公共交通管理体系中的一环。在“地铁禁食”议题中，除了立法者、管理方和个体所应独自承担的责任之外，社会资本潜能的开发和累积，才是促进大交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长远之道。社会资本的积累，不仅要凭借严厉的惩罚措施，还要基于规则的合理性、道德的约束力、高度的认同感及公民间的理解和信任。
小小的“禁食令”不能成为立法的终点。否则，解决办法只能朝令夕改，成为新问题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