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云代表建议用“无效婚姻”取代“非法同居”，称我国《婚姻法》并没有禁止婚前同居、非婚同居，非法同居的提法是把道德上的不许可上升到法律上的禁止，这与我国法治精神不相符。（《中国青年报》3月11日）
一语惊醒梦中人。学法律的我，长期以来也习惯于人云亦云地称这样的无效婚姻状态为“非法同居”，政协委员的提议，让我反省。由此想到，还有多少法律之外的社会权利，被有意无意地看作“非法”？这样的提案，其实在呼唤着权利的觉醒与世人的宽容。
著名的法学家李斯特认为：“一切的法律均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制定的，无论是个人的利益，还是集体的利益，都是生活的利益，其并非法制的产物，而是社会本身的产物。”社会本身产生了很多与人相关的利益，其中相当多的并没有为法律所规定，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认为这些利益本身是非法的，而应该认识到与公民权利相关的领域，法无禁止即权利，这样才能将公民的社会权利与法律权利有机统一起来，防止那种仅仅因为法无规定，即否认公民社会权利的极端做法。未婚青年同居关系，并没有纳入婚姻法的调整，但其中的社会权利不容否认。
我们总是过度依赖法律，认为没有纳入法律保护的利益即非法利益，小到我们典当财产的物权性质，再到私有财产的保护，还有公民的竞选，物业委员会的组成，以及公民的上访等等。我们曾经认为，相关的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公民行使相关的权利即为非法，这样的说法看似依法办事，其实是对于法律的最大破坏。因为其割裂了法律权利与社会权利之间的包容关系。
“非法同居”，这种以法律名义进行的道德评价，在话语权上曾经是那么强势，对它进行反思，就发现它缺乏宽容精神。我们应该学会宽容那些我们暂时不能接受的东西，只要其没有违反法律的底线；学会对于一切自以为道德的概念，进行探究，从而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道德。只有这样，才能使真正的道德精神得到尊重。
我们必须学会思考，思考那些习惯概念下的是非对错，然后才能真正实现对道德的追求，才能重新发现那些我们历来不敢行使的社会权利。（邹云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