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在学校掀起了读经热潮。社会各界或赞赏，或反对，褒贬不一。
中国现代的语言教育，一味地借鉴国外教育经验而忽视中国文化的特质。在课程设置上，用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学习外语，却把中国古典语言视如敝屣，只是作为现代语文教学的附属。过去属于孩童启蒙的“小学”教育，读书必备的“经学”常识，变得比外语还要艰涩难懂，令人生畏。一个外语四级的中国大学生，能流利地讲说和阅读外文典籍，却连浅显的文言都阅读不了，“中国几种重要丛书都末曾见过”(林语堂语)。中国大学生被外国人问起孔子在世界思想家的排名，一定会很自豪地说：“是第一！”当问：“你读过他的《论语》吗？”回答是“没有，读不下来。”我们又从何骄傲自豪呢？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还是悲剧？
阅读古代经典，反对者无外以“古代经典的封建糟粕”为借口。所谓的古代经典，多是先秦经典，大都产生于春秋战国。这时是奴隶制崩溃而封建制尚未确立的时代，何来“封建糟粕”？所谓的“封建糟粕”，不过是封建文人因时所需，对古代经典的再发现和新认识。我们现在不必拾人牙慧，完全可以也对古代经典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
现代西方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欧洲力量的来源，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和新认识而达至，中国要想真正崛起，为世人瞩目，也应如此，要对中国古代经典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也证明，文化的每一次进步和创新，都是以“复古”为名，借以对古代文明的新认识而达至。当代中国文化要充分发挥他宾的民族性和创造性，取得更大的辉煌和成就，就必需对古典文化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
梁启超在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宝典”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说：“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什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这资鉴。”现代古典文化研究，背离了学术研究的目的。古代经典不是离民众越来越近，而是离民众越来越远，没有予以新意义和新价值，仍是照搬古代的经解，还堂而皇之地斥责古代经典有糟粕。所谓的“糟粕”，不过是不同时代的学者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用以服务当时的社会。现代社会，应该有新认识和再发现，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著名学者顾颉刚说：“不同时代对孔子思想的阐述都不一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孔子。”
经典该不该读，问题不是经典本身，而是对经典的注解。学生阅读古代经典的关键，是要对古代经典再发现和新认识，以现代理念重新解经。教育部指定的中学生课外必读书中，唯一的先秦经典是《论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推荐本是徐志刚教授的《论语通译》。我们不敢说此书有什么不对，但可以肯定地说，此书只是延续了封建文人为当时朝代服务的认识，而没有用现代理念去再发现和新认识。让中学生读这样的注解经典，自然是不读为好。
我们完全可以再发现和新认识这本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书 ——《论语》。书中有一句话使人对孔子颇有微词：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历来认为这表明孔子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是典型的大汉族主义。现在，各民族和睦共处，这种歧视性的传统注解不利民族团结，只会助长大汉族主义。现在的读来自然不合时宜。
且不说孔子作为周的臣民，是否会冒杀头的危险把中原称为“诸夏”，但也没有必要沿用封建文人的注解。我们完全可以再发现和新认识，把这章断句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都心中有君，不这样（爱君尊君），是夏朝的灭亡原因”。夏被臣国商所灭，商被臣国周所灭，是同样的以下犯上，但孔子作为周的臣民，不便指责周，故只言夏，也是讲得通的。后儒的解释，原因想必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是以下犯上取得天下，而不敢直解。
宋儒释“中庸”为“不偏为之中，不易之谓庸”，已把中国人的性格塑造成没有棱角的“谦谦君子”。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庸”重新释为“中和之用”。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就是适当地表现自己的情绪，审时度势地采用相应的方法。勇于展示自己的才华，坦然地接受别人的赞美。面对羊，则如羊，面对狼，则如狼。
博大久远的中国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灵魂，许多积淀在我们血液中的道德理念已不合时宜。要打破这些精神的枷锁，唯有从源头上再发现和新认识。对古代经典的再发现和新认识，不仅仅是当代社会负责，也是我们这代人对古代文化的责任。“通经原以致用”（程树德语），古代经典历朝都有不同的解释。既然宋儒能够以佛理释经，为理学服务，我们为何不可重新解经，为现代服务呢？“一个时代应有一个时代的孔子”，如果我们不能重新对古代经典再发现和新认识，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因其有“糟粕”而拒绝学生接收，也许百余年后，我国灿烂的古典文化，就象天书一样，只能当作古董煊耀而不知所云，不知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