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我们建议高考恢复全国统一命题，并取消加分。因为调查研究数据证明，这样做会更有利于考生们公平竞争，更有利于防止权力寻租或腐败。考察世界各国的考试制度，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都是公平竞争。在任何制度下，差异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国家首先要在制度设计上做到公平公正。
时下，高考招生正紧张进行，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近年来，尽管我国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但高校特别是重点院校中的农村生源比例却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农村学生为何难上好大学？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惠及农村学生？
近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在接受记者记者专访时指出，农村学生难上好大学，根源在于我国城乡和区域差异过大。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在整体制度设计上要做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具体到高考制度改革上，应该取消加分恢复全国统一命题，让所有学生公平竞争。
在现实环境下，农村孩子唯一能拼的只有高考成绩
记者：农村生源如今在我国大学中的分布情况怎么样？
李强：高校扩招以后，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数量有很大提升。清华大学去年做的一个全国大学生调查发现，所有高校学生中，农村户籍学生与城市户籍学生大概分别占52.8%和47.2%。
虽然两者的比例比较接近，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上大学的机会已经差不多了。实际上，我国农村户籍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64%。用52.8%除以64%，就可以得出农村户籍人口上大学的比率约为0.8，同法也能算出城市户籍人口上大学的比率约为1.3。很明显，在整个高等教育中还是城市户籍学生更占优势。再观察“985”、“211”等重点高校，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就更少了。
记者：哪些因素使得农村户籍学生在大学里尤其是重点大学里的比例偏低？
李强：清华大学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去年调查了全国高校学生的基础信息，比如入学分数、家庭情况等。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一个叫“优比”的指标，测量出了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上大学的概率。我们发现，如果不算高考加分等因素，农民的孩子总体竞争力还可以，不亚于工人家庭的孩子。但如果把加分等因素算进去，各类管理者家庭的孩子和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孩子的优比，要远远高于农民的孩子。如果再把自主招生的因素加进去，农民孩子的优比指标得分更是会出现骤降。
当然，只是根据上面的这些数据结果来反思当前包括自主招生在内的整个高考制度设计，也会很矛盾。
记者：矛盾在哪儿？
李强：我们现在的教育政策有两个取向：一是教育公平，农村孩子应该有和城市孩子一样的机会去上好大学；二是人才创新，绝不能把学生完全变成考试机器，所以才会有高校自主招生等方式来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学科特长。
这两个取向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在现实中会产生冲突。城市孩子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会接触各种课外知识、特长辅导、竞赛比赛，综合素质上农村孩子怎么可能拼得过呢？更何况现在所说的综合素质更多是指知识的广博程度。所以，现行的教育政策很尴尬，在当前的现实环境下，农村孩子唯一能拼的只有高考成绩。
不解决城乡和区域差异会引发很多社会矛盾，
问题远远超出农村孩子上大学的范畴
记者：造成教育政策尴尬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强：是我国城乡间以及区域间的巨大差异。近年来，国家对农村的投入很大，但是和城市的发展速度相比，农村还远远滞后。我们测量收入和消费两个指标发现，城市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水平基本上是农村居民的3倍左右。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光靠从事农业劳动很难赚钱，所以凡是有点儿本事的都往外跑。他们外出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想方设法让孩子去县城、去市里接受更好的教育。
不止农村家长在为他们的孩子拼更好的教育，城市里的家长也一样。因为即使在北京，如果没有进入人大附中等好中学，上名校的概率也会减少。当整个社会都在为能上好幼儿园、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而拼的你死我活的时候，那些本就占据着好资源的重点学校只会吸纳更多资源，成为一个个超级学校。做一个全国优质中学的图谱就能看见，最集中的区域基本上就在北、上、广，然后向中小城市一直衰减，农村地区是最稀少的。
记者：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来源于哪里？
李强：一是资源配置失衡。举个例子，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刺激经济发展。在这些钱的下发过程中，中央的钱给各省一拨，头一笔就留在省会，然后再到下一级城市。以此类推，越往下走，能拿到投资的机会就越少。所以，不只是城乡差异大，城市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就拿高校教育资源来说，其在各地分配就非常不平均，比如全国最好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在北京，而且竟然只相隔几百米。
二是制度障碍。许多发达国家，缩小城乡差距都是通过城镇化来实现的，即通过城镇集聚效应，让享受城市资源的人口比例大幅上升。同时农村开始规模化经营，即使有人从事农业生产，也能获得和非农业一样的收益。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关键时期，但制度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户籍问题。现在不少农村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在北京等大城市找到了工作却没有户口。没有户口就不能享受很多城市资源，如果有了孩子，上学、高考都是大问题。即使不成家、不生孩子，将来退休后的社保等问题也很难解决。所以说，如果不解决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会引发很多社会矛盾，问题已经远远超出农村孩子上大学的范畴。
记者：其他国家的做法有没有值得借鉴之处？
李强：美国城市之间就没有太大的差异性，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不比大城市差。美国的大学在全国均匀分布，美国学生也并不都想上哈佛、耶鲁、斯坦福这样的顶尖名校。美国有一种学校叫Liberal Arts College（文理学院——编者注），有单独的排名，不培养研究生，只培养本科生。很多美国学生都会选择上这类学校。
应建立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衔接的立交桥
记者：现在出现了一些农村家长不鼓励孩子参加高考的现象。您怎么看？
李强：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不过他们也会计算投入产出比。如果孩子只能上个三本或者大专，学费很高，毕业后就业又没有什么竞争力，那高考当然对他们没什么吸引力。好大学提供的发展机会多，奖助学金也多，如果能上好大学家长肯定愿意让孩子上。不要以为农村家长就不重视教育，他们是经过多年比较后发现孩子与其上个非重点的学校，将来找不到工作，还不如做一名技术工人。因为当前在我国，技术工人的收入完全可能比大专毕业生甚至一些本科生高。
记者：让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更多惠及农村学生，要采取哪些措施？
李强：首先要解决的是城乡和区域差异过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就没法解决。
在教育体制上，要改革高考指挥棒。人才应该有多种选拔渠道，不能老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人队伍，为什么在全世界技能大赛中很少获过好名次？为什么产品质量、工艺水平上不去？就是因为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被忽视，技术工人不受重视。
在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高校毛入学率也就百分之五十几，年轻人不上大学是很正常的事情，很多人选择做技术工人，因为社会地位和薪酬和白领没有本质差异。职业技术学校与大学也是打通的，将来不想做技术工人了，再去考大学也没有问题。但反观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两条路从初中毕业后就基本分离了。要想上大学就得上高中，一旦上了职高，再想进高一级学校深造就较困难。其实这两条路完全可以进一步打通。这就需要在制度设计中真正建立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衔接的立交桥。
记者：具体到高考制度改革，您有什么建议？
李强：在全社会诚信道德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加分猫儿腻太多。应该把高考加分都取消，让所有学生公平竞争。
我们还建议高考恢复全国统一命题。美国公平竞争环境相对不错，SAT、托福等考试都是全国统一命题，但结果仍然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上名校的概率更大。这不是因为权力寻租或者腐败，而是富裕家庭孩子所能享受到的教育条件更优越。任何制度下，差异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国家首先要在制度设计上做到公平。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三个词让我印象深刻：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如果高考用同一张卷子，大家都有同样的权利和机会，也都遵守同样的规则，那么考上好大学就完全要凭真本事了。(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