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单士兵
每一次流浪儿悲剧都提醒我们，不能再重复媒体关注、表达悲情、单位应付、政府推托的固有模式，而应该真正搭建一个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
沈阳北站一处墙面上的排风洞，曾经是“流浪儿之家”。以前，有3个孩子在这里放上被褥和瓶瓶罐罐，居住休息，挡风遮雨。
随着媒体关注，洞居流浪儿的童年生态被展现在公众面前。到5月8日，这个排风洞口被细密的钢丝网封堵，那些孩子不知去向。这是个惯常结局。一单充满悲情的新闻完成了，安全漏洞被及时堵住了，洞居流浪儿不会再影响车站形象了。问题是，欢喜的只是别人，那些孩子什么都没有改变。而且到现在，依然没有三个孩子被安置、哪怕是去向何处的消息。当地一名民警叹气说，“能怎么办呢？这样的流浪儿太多了”。这不免让人猜想，洞居流浪儿并未得到安置，他们只是在另一个角落继续流浪。
那么，洞居流浪儿有没有明天？谁又为他们的明天负责？其实，不止是他们，在这个社会不知名的角落，还生活着很多流浪儿。他们的人生多半不被发现，偶尔出现在公众视野，也很快再度消失，留下去向不明的悬念，甚至让人看到更大的悲情。
比如，贵州省毕节市，曾有5名流浪儿童，在一个垃圾箱里生火取暖，不幸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只不过，一次次的悲情、震惊，并没有改变流浪儿的苦难人生。原因在于，那些针对流浪儿的临时性救助手段，不可能真正改变现实，给流浪儿可期待的未来。
每一次流浪儿悲剧都提醒我们，不能再重复媒体关注、表达悲情、单位应付、政府推托的固有模式，而应该真正搭建一个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而现实是，在救助流浪儿问题上，从民间社会到政府部门，存在太多的断裂地带。为什么每次曝出流浪儿问题后，相关部门和单位总是会相互推诿，说到底，还是因为权责不明。救助流浪儿可能会涉及民政、财政、卫生、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太多部门，如何让这些部门各司其职，主动和其他部门对接，必须通过明确的制度安排，予以约束规范。
救助流浪儿，也需要民间社会发力。一个不断壮大的民间社会，不能一次次停留在表达悲情的层面，而应有所行动。从这个意义讲，政府部门也应该懂得及时出让权力，给予民间社会更大的自由空间，来释放民间社会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救助的能力。
告别洞居的流浪儿人生不应更加悲情，他们不应该走进更多的危险地带，因为他们的人生已经被社会深刻打量过。接下来，应该让民间社会与政府部门共同发力，让流浪儿也有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