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只有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奢侈品消费群体达到一定规模、具备相当的购买力，奢侈品制造商才肯在那里设专卖店一样，国际知名科学期刊《自然—通讯》首次在中国成立编辑部，自然是令人乐见的好事，至少说明中国的科研论文对国际科技期刊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吸引力。
近年来，我国的科研经费持续增长，总量已居世界第二；研究人员数量快速增多，已位居世界第一。有道是水涨船高，中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也突飞猛进，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论文看数量也要看质量。不可否认，近年来我国的科研论文质量也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正如《自然出版指数2011》所显示的那样，中国的科研论文在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中所占的比例，已从2001年的1.85%增长到2011年的11.3%，名列全球第四。但如果从我国论文总量世界第一、科研人员数量世界第一来衡量，质量的上升显然滞后于数量的增加。据统计，我国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还排在世界100名开外。国内的科技界同行也有这样的共识：我国真正能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高水平论文，还属凤毛麟角。
导致论文质量与数量不相匹配、落差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盛行多年的唯论文评价机制。
把所发表的论文作为判断科研人员的研究进展和学术水平的指标之一，本无可厚非。但遗憾的是，在我国，论文已日益成为判断科研人员学术水平高低的唯一指标；许多单位把论文与毕业、报奖、评职称、评院士、发奖金、课题评审、引进人才等“定向捆绑”——论文成了学术评价的“金标准”。
畸形的评价机制，催生出偏执的论文导向和狂热的论文崇拜。为了能快发论文、多发论文，一些科研人员挑选那些容易发论文、容易被引用的所谓“热门课题”，一些科研人员把本来应该一次发的论文拆成几篇陆续发表；更有甚者，伪造数据、随便署名、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大量垃圾论文和假论文的产生，自然就不奇怪了。
一般而言，量变会产生质变。但在上述“特殊”情况下，这一自然定律也被打破了。值得庆幸的是，“为论文而论文”的弊害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新的评价机制正在酝酿出台，科研人员也正以自己的行动，向“垃圾论文”说“不”。
当我们填平了论文量与质的落差后，没准儿影响力更大的《自然》杂志会把办公室搬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