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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技术、全球制造业重新布局……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虽然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趋势还有诸多争议，但提高创新能力、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已成为共识。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程京日前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他归国10余年来创办、经营一家高新科技企业的经历。提高创新能力，要从哪些方面更多发力，或许能从他的讲述中得到一些启示。
低效审批拖死创新产品
拥有170余项国内外专利授权、累计近10亿元销售额，被评为“中国第一家进入世界水平的生物技术公司”，却差点闷死在审批机制之下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程京是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创办人。因为物价审批、医保审核等层层关卡，程京带领团队研发的产品曾被绝缘于市场之外，巨额的研发投入无法换来经济回报。他说，“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公司走到穷途末路了。”
虽然在当时北京市的相关领导以及7个部门的协调下，程京的公司得以挽回颓势，但这并不能让他高兴起来。“连我的公司都尚且如此，全国医疗行业的其他创新创业公司的发展难度可想而知。”
技术创新，被不少人视为中国不再旁落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力量。但是，在国内经营高新技术企业已有10余载的程京，却深深感到政策才是工业革命的“右腿”，足以决定成功与否。
“有时，我们并不需要政府部门多做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做减法。” “如果在很多地方管得很死，创造力如何释放出来！”百度总裁李彦宏在全国两会期间的一番呼吁，引起了程京的共鸣。
回国创业10多年来，程京感受最深的不是突飞猛进的生物制药工艺，而是繁复的政府审批手续。
“一个创新产品的审批效率极其低下。完成这些审批，如果顺利的话可能需要一两年，慢的话可能就要三五年。”程京的公司2009年报批的一项产品，现在还杳无音信。
“谁有钱烧这么久，谁有耐心等这么久？”程京介绍说，潜心研发的产品往往在最具竞争力的市场窗口期，被雪藏在繁冗的报批文件中——与此同时，许多国外类似产品得以轻松进入、抢占市场，扼杀了“中国创造”的生命线。
这样的现实，程京经历过，也愤愤不平：从产品到商品，这是工业革命的关键一役，“如果政策在这个环节失灵，甚至成为拖累，那么不管前期的投入有多大，都意味着付之东流。”
从“产”入“商”的断裂带，正是程京所担忧的中国科技创新的阿喀琉斯之踵。“我们是世界专利申请的第一大国，但是有谁问过转化率有多少、应用率有多少？靠着这些藏在高阁里、写在纸面上的创新成果，新的科技革命只能离我们越来越远。”
管理“不专业”侵蚀创新根柢
身为院士，却不得不奔波于宴席之间，希望在觥筹交错中换来批准许可。他说，这个时候只能把尊严搁在一边
新的科技革命不仅是对创新能力的洗礼，也是对施政水平的考验。“政策只有在懂它的人手中，才会发挥作用”，程京说，他能察觉到一些官员的“能力恐慌”。
“许多领域都非常前沿，而官员的知识就捉襟见肘了。”因为不懂，不少官员宁可选择搁置，以避免“犯错误”。“比如生物芯片的相关技术，有些能受理，有些就只能一直拖着。”
而在美国工业界的3年经历，带给程京截然不同的体验。“我在美国申请专利的时候，专利律师并不仅仅是把申报材料转化成法律格式。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博士学位，有过科研经历，或者做过专利局审查官。”如此专业的人才，甚至会进一步参与产品的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