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显示，这位副部长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曾任杜邦公司顾问。杜邦公司直到2012年1月31日才补发其停职通知，称其顾问身份从2011年11月起结束。因为这种特殊身份，其力挺转基因的言论，难免会给人带来丰富的联想。
此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也称，“少数政府部门人员、转基因科研人员与外国转基因企业存在利益关联”。这一论断是否属实，尚未可知。但这两件事带来的一个思考是，揆诸一个更大的视野，种种对转基因的讨论，是否完全基于学术，能否做到独立、公允？
前几天有消息透露，今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并且上升到了“再迟缓就是误国”的高度。联名上书是一种很严肃的行为，既然签了名，那就应该对转基因的风险性有客观、科学的认识。可这61名院士到底是谁，为什么至今仍不公布？难不成61名联合上书的院士中，有些人只是出于面子，并不是真的出于科学精神？
不仅正方如此，反方的辩驳也未必都经得起推敲。在对转基因的质疑乃至批判中，有人是真正从科学出发，真正出于对公众健康的担当，但也有不少观点的科学含量不足，甚至有些声音只是为了反驳而反驳——表现在对什么是转基因、转基因现状如何、国外状况怎样、风险到底多大，根本不了解或者了解不深。由此主导下的讨论，看起来很精彩，其实只是“外行看热闹”。
转基因是一个很严肃的科学话题，对转基因的讨论，必须基于科学、摆脱利益、独立公允。近日，崔永元飞赴美国，对转基因进行“田野调查”的消息，引起许多人关注。崔永元在沃尔玛、有机食品连锁超市，对美国人和当地华人进行了调查，并且在微博上实时发布了在美国超市调查的结果和图片。崔永元是反对转基因的代表性人物，他并非业内人士，其调查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有待观察，但这种重调查、摆事实、讲道理的作风，却十分值得肯定和借鉴。
针对转基因的讨论，只有回到科学的轨道上来，才会有实质性意义。否则，即使讨论得再热闹，也没有太多的正面价值。基于利益作出的判断，可谓其心可诛；基于热闹作出的判断，显然不能当真；只有基于科学作出的判断，才是值得肯定和有利于决策的。无论是转基因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应该进行深入调查，站在科学的角度上，抛出让人信服的观点。
在这点上，转基因需要“崔永元式调查”。科学是极其神圣和严肃的，相关讨论应该非常认真和严谨。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独立更没有发言权。如果对此研究不深，存在利益关联，那还是闭上嘴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