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部六十载聚智为国谋

原标题：学部六十载 聚智为国谋

　　严济慈 李昌 吴仲华 卢嘉锡

　　武衡 钱学森 周光召 路甬祥 白春礼

　　5月7日上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主楼大厅内，响起阵阵掌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天先后来到中国科学院和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考察调研。

　　“一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这个国家原始创新的动力和活力。”总理说，“希望你们夯实基础科学研究这个‘地基’，筑起国家核心竞争力这座‘大厦’！”

　　今年恰逢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60周年。李克强称赞中科院学部成立60年来，为国家科技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付出了辛劳。他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感谢！”

　　甲子科技强国梦，栉风沐雨报国恩。60年来，中科院学部和全体院士以科技创新为支点，撬动中国在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上大步前进；他们在国际科技前沿屡创佳绩，让世界为我国杰出的科技成就侧目；他们以六十载春秋的上下求索向世人证明，科技强国对实现中国梦功不可没。

　　“两弹一星”、三峡大坝、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青藏铁路、探月工程、量子通信……每一次令人惊叹的“中国式”奇迹背后，都有他们的不懈探索、砥砺前行。

　　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一天

　　1955年6月1日，老北京饭店门口人头攒动，来自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在这里齐聚一堂，这一天成为了中科院发展乃至中国科技腾飞史上最重要的一天。

　　就在这一天，中科院正式宣告中科院学部的成立。两天后，国务院签署命令，公布了233位首批学部委员名单，也就是今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60年来，先后有1200余名优秀的中国籍科学家荣膺中科院学部委员和中科院院士称号。截至2015年4月，中科院现有院士720余人，外籍院士70人。

　　悠悠六十载春秋，获选的院士虽不过千人，但他们却是千千万万名中国科研人员的杰出代表、共和国科技事业的中流砥柱。

　　他们之中，有一大批我国现代科学各学科的奠基人。郭沫若、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吴有训、严济慈、冯友兰、金岳霖、贝时璋、华罗庚、钱三强……在20世纪上半叶，正是他们成功地将现代科学移植到中国，建立了我国现代科学和技术事业的基础。

　　他们之中，有一大批共和国科技事业的学术带头人和杰出代表。吴文俊、王大珩、冯康、王选、徐光宪、李振声、师昌绪、吴征镒、谢家麟、郑哲敏、陈景润、杨乐、赵忠贤……21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他们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科技的创新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之中，还有一大批活跃在科技一线和国际科技前沿的科技领头人。路甬祥、周其凤、白春礼、陈竺、李静海、詹文龙、侯建国、王恩哥、万立骏、施一公、潘建伟……近20年来，一大批跨世纪的学术带头人加入了院士队伍，他们在国际科技前沿上不懈求索，肩负起建设科技强国、实现中国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的历史重任。

　　正如科学技术知识本身复杂的门类体系，科技发展也需要系统的指导和引领。

　　国家科学院与近代科学的发展是相伴而生的。17世纪后半叶，英国和法国相继成立了皇家学会和皇家科学院。这两个机构正是西方近代科学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当时，在我国传教的法国耶稣会士曾经向康熙皇帝介绍过法国科学院。但我国真正建立国家科学院的动议，却耽搁了两百多年。

　　直到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才在上海宣告成立。次年，又建立了北平研究院。中科院就是在整合这两个研究院和其他研究机构的基础上于1949年11月1日正式成立的。

　　在科学院等机构中，优秀的科学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牛顿、波义耳、拉瓦锡等近代科学的奠基人，都曾对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而中国现代科学家登上历史舞台，则晚了近300年。

　　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我国现代科学和教育的发展，科学家才逐步成为我国社会中的重要角色。

　　1935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了民国时期我国最高学术评议机构——评议会。1948年，评议会选举产生了第一批中央研究院院士81位，他们是我国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杰出代表。从此，我国有了自己的院士队伍。

　　但是，如何充分发挥优秀科技专家在科技事业中的作用，却历经曲折。

　　在最早的中科院建院草案中，就有建立评议会加强学术自主的设想。建院初期，中科院聘任优秀科学家担任各学科专门委员，发挥学术顾问作用。

　　正是在这种科学家“当家做主”的管理雏形的基础上，学部的成立逐渐被提上了中科院的发展议程。1953年6月，中科院党组提出建立学部的动议。1954年初，经政务院批准，中科院开始筹备建立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

　　从此，优秀科学家得以在学部的组织下，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勇攀科学技术高峰，推动着一个又一个中国科技史上的奇迹。

　　从学部委员到院士制度

　　“院士”是各国为科学技术界颁发的最高荣誉，院士制度也是各国科学院体制的一项基本制度。

　　但人们今天所熟知的“院士”，是中国近20年来才有的荣誉称号。在1994年之前，中科院院士还被称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从学部委员到院士制度的转变复杂曲折，但却也印刻下中科院学部历经的风风雨雨。

　　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火车头”，自建院以来，中科院就开始以办院实践探索科学技术管理的最佳路径。

　　建院初期，中科院虽然具备了分学科领域进行学术组织管理的雏形，但是如何加强全院的学术领导，形成能将各学科门类有序聚拢的“强中心”，成为当时摆在中科院领导面前的一个问题。

　　1955年，中科院学部应运而生。它不仅是中科院的学术领导机构，而且是全国科学的学术领导中心。

　　成立之初，学部实行分学部领导各学部所属的研究所（包括台站、委员会等）学术工作的制度，并承担了全院乃至全国科学事业的重要学术领导和组织工作。这时的学部，相当于分学科群的院级学术委员会和科研管理机构的混合体。

　　但就在它准备大展宏图之时，十年浩劫不幸到来。1967年1月，学部被当作资产阶级专家路线的产物，遭到批判而被迫撤销，中止活动达12年之久。

　　1979年初，中科院学部正式恢复重建。在科学的春天，中科院的组织和领导体制逐渐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即从过去的“以行政领导为主”转变为“以学术领导为主”，而学部则成为实行学术领导的核心机构。

　　1981年，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明确提出：“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学部委员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幕期间的决策机构”，各学部“对本学部范围内的院属研究机构实行学术领导和一定的科研管理”。专家治院，成为中科院发展史上的重大转变和进步。

　　此后，对学部委员的改革加快了脚步。

　　在1984年初召开的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方毅副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学部委员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评议和咨询”。

　　在大会上静心聆听的委员们知道，这将会是学部性质和职能的重大转折点。

　　从此，学部的学术领导权和决策权被剥离开来。这也是学部委员从“工作称号”迈向院士制度的重大一步。因为就“最高学术荣誉称号”而言，1984年以后，“学部委员”与“院士”基本画上了等号。

　　但是，这个“≈”的悬念还是让他们等了十年。

　　当“新晋”院士们在1994年拿到刚出炉的蓝色院士证书时，他们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1993年10月和1994年1月，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先后批准中科院学部委员全部改称中科院院士。至此，新中国的院士制度正式建立。

　　近20年来，我国的院士制度也在逐渐完善。

　　以学部委员和院士产生为例，1955年的首批学部委员是通过推荐和协商产生的，1957年增聘时虽然曾进行过分学部的投票，但得票数仅供参考。1980年起才严格按照程序由学部委员（院士）投票选举产生。

　　2006年6月，院士大会修改章程，决定自2007年起，将当选院士的得票率提升为“获得赞同票不少于投票人数三分之二”。这一重要举措起到了提升院士学术质量、限制院士增长规模的良好作用，为进一步优化院士队伍起到了重要作用。

　　迈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院士制度再次加大改革力度。

　　2014年6月的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修订院士章程，改革增选制度，取消了单位推荐和归口部门推荐的渠道、增加全体院士投票的终选投票、加大对增选工作中违纪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等，被誉为院士制度尤其是增选制度中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