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高通诉讼代理人之一的蒋洪义认为，“在法院做出新的决定之前，苹果公司必须履行禁令，停售相关产品”。
“不齿行为”、“假新闻”，苹果首席诉讼律师、副总裁Noreen Krall在讲述公司近期在全球陷入的专利纠纷进展时，如此批评对手高通。但在这之前，整个手机行业，乃至通信业都要仰视高通，因为后者丰富的专利储备影响了十多年的光景。
1月17日中午，Noreen Krall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电话采访，Noreen Krall透露，苹果正在美国圣地亚哥和高通有一个单独的案件，涉及的内容远比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审查更加广泛，其中就包括高通在协议中的“禁言令”。这曾导致一个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行业集体噤声。
所谓“禁言令”，是指高通在协议中要求客户不向任何人抱怨，否则将停止芯片供应。这令苹果和一些使用高通芯片的厂商在面对财务压力时变得积重难返，因为高通芯片是他们主要产品的必要零件，而在寻找利润增长点时，就变成了一块顽疾。
其中，苹果公司近来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指控高通滥用其市场支配行为，强迫公司接受它的“无授权无芯片”政策。Noreen Krall表示，高通甚至要求公司不可以向政府部门投诉，以及要求排他。通常来说，苹果会在同一零件上，选择两家或以上的供应商，以控制成本。
截至新京报记者发稿时，高通对“禁言令”是否存在并未做出回应，但高通相关人士表示，高通的商业模式对苹果造成了威胁，因为这种商业模式所赋予iPhone的能力，也同样被提供给了苹果的竞争对手。
抗争高通
苹果接过魅族的“旗帜”
苹果并不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抗争高通的。2015年2月，中国国家发改委宣布对高通处以人民币60.88亿元罚款，成为此前最大一笔中国反垄断罚款。当时，高通期望通过新品扭转季度净利润44%的下滑、挽救市场份额，这项罚款也被视为官方许可了高通专利收费的模式。
第三方Strategy Analytics当时发布报告称，在智能手机应用处理器市场，高通排名第一，苹果为第三，二者相差24个百分点。与外界认知不同的是，除了手机厂商的身份外，苹果一直在使用自研的处理器芯片，但在基带市场一直没有突破，因此发展仍然受制于高通。
在苹果之前，中国智能手机厂商魅族也曾以一己之力与高通抗争。该公司市场副总裁李楠曾表示，高通的专利合同是一个个不透明的“黑盒子”，厂商并没有被公平对待。但魅族最终还是与高通达成“和解”，签署了协议。
魅族屈服了，苹果却成为质疑高通商业模式的新一轮领头羊。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首次下滑，但苹果的新品手机整体售价却水涨船高，进而迈入1000美元时代。与曾经的魅族类似，苹果质疑的也是高通的商业模式。
苹果怼高通
“过去十年绑架了整个行业”
目前，苹果和高通的专利官司主要集中在三个国家。在中国，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高通针对苹果的两个诉中临时禁令，但高通还有20项起诉苹果专利侵权的案件目前正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高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等地审理中。
高通委托诉讼代理人之一、北京市联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蒋洪义表示，每一件案件所使用的专利都是不同的，涉案专利的技术领域覆盖十分广泛，包含应用程序管理、照片编辑、显示模式、智能唤醒、精确定位、地图显示、快速充电、手机节电、系统更新、处理器的器件结构等。
不同法院的案件受理数量和积压程度不同，影响了审判进程。目前福州中院的案件是进展最快的，已经完成开庭等待判决，法院还发出了诉中禁令。蒋洪义解释称，软件相关专利的侵权判定相对容易一些。
此外，在其他法院审理的案件，有的已经进入或完成实体审理，还有的案件因起诉美国苹果公司，涉及外交送达，目前还没有进入实体审理阶段。
在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裁定苹果侵犯高通专利，要求停售侵权产品，但曼海姆市地方法院则在初步口头判决中驳回了高通的诉讼。高通方面回复新京报记者称，曼海姆法院对专利的部分特征做出了过于狭窄的解释，高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将提出上诉。
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对高通发起的垄断诉讼进入庭审阶段。法院近日听取了多方证词，将于2019年2月1日结束庭审。Noreen Krall表示，FTC的证据非常充分，高通想要赢得这场诉讼非常困难。
“高通在过去十年绑架了整个行业。”Noreen Krall将与高通的对决称为“整个行业与高通的对抗”。
高通要求苹果
“必须履行禁令，停售相关产品”
成立于1985年的高通，在研发费用上的投入已超过数百亿美元，且每年营收约20%用于技术研发。2018年财报显示，高通的研发费用占总营收的24.7%，华为只有14.9%。高通的优势是从3G开始建立的，投入4G技术研发的时间比标准组织3GPP提前了8年。
凭借技术优势，高通一度成为满足中国电信运营商对终端设备要求的唯一芯片企业，而其他芯片厂商则多与高通进行专利交叉授权而取得相应专利，至于终端厂商的专利主要集中在功能设计上，在核心专利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高通采用技术许可模式，这被认为是业内常用的手法，即向手机制造商许可蜂窝通信的必要专利，也就是说，要购买高通芯片，对芯片支持的技术标准，终端制造商必须获得生产和销售至少一种的授权。而且，高通的芯片和许可费用是分开的。
对于按照手机批发价格收取专利费的原因，高通相关人士表示，这种做法的公平之处在于，相对低成本的终端使用的技术较少，因此支付更低的许可费；较为高端的终端使用更多的技术，因此支付更高的许可费，并将收取许可费的手机售价上限定为400美元。
可以看到，苹果与高通的专利对决中，高通起诉苹果主要集中在使用体验上，而非核心的基础通信专利。苹果在应对高通在中国的起诉时，选择推出新的软件升级，从而移除高通声称侵权的功能。
Noreen Krall告诉新京报记者，在禁令两周后的2018年12月27日，苹果工程师已经开发、测试、分发并安装了这个新的软件版本，中国在售的所有iPhone已经不涉及高通所提的侵权问题。2019年1月3日，苹果已向福州法院提交合规性报告，尊重法院裁定并采取行动。
但律师蒋洪义告诉新京报记者，苹果虽然向福州法院提交了关于其履行禁令的合规性证据，却要求法院保密，不对高通公开。这样的行为十分奇怪，也没有法律依据，因为对生效裁判的履行不属于保密事项。苹果这样做，只能证明其没有实际履行禁令，不敢向高通公开其所谓的“履行禁令”的合规性证据。
“对苹果新推出的软件更新已做研究，仍然是侵权的。”蒋洪义称，“在法院做出新的决定之前，苹果公司必须履行禁令，停售相关产品”。
对于这一案件，苹果亦承认相关专利并非手机通信核心专利。Noreen Krall表示，这些都是非常老旧的专利，并不是高通自己的发明，而是从索尼等公司购买的，已经使用超过10年。高通的目标是利用这些非先进专利在市场发布禁令，从而逼迫苹果签署关于核心专利授权的不合理的协定。
苹果新指控
高通散布假新闻，转移公众注意力
在苹果看来，双方的争论已经不涉及相关的技术，但高通依然要求法院强制执行。Noreen Krall称，这伤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对中国的就业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因为全世界大部分智能手机都是在中国生产的。苹果还指控高通雇用一些机构散播关于苹果的假新闻，以此转移公众对其商业模式的注意力。
Noreen Krall向新京报记者透露，“高通在美国甚至美国以外，通过假新闻的网络散布言论，利用人们的恐惧分散注意力，避免政府和法院调查其本身作为一家公司的违法行为。”但Noreen Krall并未直接回应记者是否会为此起诉高通。
上述高通相关人士回复新京报记者称，高通从不散布虚假或误导性新闻。“高通尽最大努力对公众阐释我们的商业模式，以及我们的发明创造如何深刻影响了所有智能手机上的丰富功能。与苹果将其技术仅限于自身使用不同，高通将自己的技术广泛供应给手机厂商。”
专利战下一步会如何发展？Noreen Krall回应新京报记者称“没有和解的可能”，“高通必须要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苹果和高通的看法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在Noreen Krall看来，双方的争议主要包括三个层面：首先，高通要求必须购买专利授权才能获得芯片，但苹果认为这并不合理；其次，高通的收费是针对整机售价，但苹果认为，这样的收费包括了手机上并不属于高通的专利，这也不合理；第三，高通以芯片供应为要挟，必须接受相关条款，所以谈判过程并不公平。
Noreen Krall最后表示，现在全球诉讼情况基本稳定，几乎所有裁决都不利于高通，尤其是FTC的案件，后者的证据非常有力。高通想要赢得官司非常困难，这将迫使高通改变商业模式，不仅仅有利于苹果，对整个行业也有好处，可避免“高通税”。
截至记者发稿时，高通尚未对苹果最新的控诉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