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是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重镇。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多达5万多件，保留有汉文、佉卢文、粟特文、突厥文、吐蕃文、梵文、于阗文、回鹘文、西夏文、叙利亚文、八思巴文等多种民族古文字资料，内容涉及中古社会的各个方面，被誉为中古时期的“百科图书馆”。敦煌文化是世界古代文明的缩影，敦煌文化走向世界，成为传播华夏文明的有效途径。
敦煌是历史上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中心
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因中国丝绸大量输往西方而得名，成为中华民族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集中反映。敦煌的得名与丝路交通的开通有关。东汉应劭言：“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亦言：“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南朝人刘昭称敦煌为“华戎所交一都会”，隋朝人裴矩称敦煌是西域门户“咽喉之地”。位于敦煌东南25公里的莫高窟，是丝绸之路上一处光辉的历史遗迹。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被誉为“东方世界艺术博物馆”、“世界艺术宝库”。其洞窟数量、壁画面积和保存现状都是世界上其他著名石窟如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印度健陀罗石窟等无法比拟的。姜亮夫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中讲到：敦煌艺术包罗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也包罗了中西艺术接触后所发的光辉，是中国伟大传统的最高标准，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发扬。季羡林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中也讲到：敦煌和新疆地区是世界上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等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
十八世纪后期，近代考古学诞生。在地理大发现浪潮的推动下，敦煌、新疆及中亚地区吸引了各国考古学家的目光。据不完全统计，从1893年至1935年，来中国西北的考察团多达24批。其中1906年就有德国格伦威德尔、瑞典斯文赫定、俄国科卡诺夫斯基、俄国别列佐夫斯基、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芬兰曼妮尔海姆等七支考察队。这些考察团中，仅1935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有中国学者参加。形形色色的探险家来中国的起因和身份不同，但到了中国后，都做过同样的勾当——窃取文物。这些“考古学上的贼”将盗取的宝物捆载回国后，一夜成名。由于各国探险家在中亚和我国的西北地区取得了许多重大发现，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被誉为探险家的“黄金世纪”。在这一时期，中国西北成为西方探险家的乐园，而敦煌成为乐园中的“极乐世界”。
敦煌文书改变了近代国际汉学的研究重点
敦煌文书出土于莫高窟藏经洞，正是这批文书，催生了敦煌学。敦煌文书一经问世，立即引起外国探险家的觊觎和盗窃，文书因此流散各国，现分藏在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美国、丹麦、德国、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瑞典等10余个国家和中国境内（包括台湾）的数十个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手中。随着敦煌遗书的流散，世界汉学的研究方向为之一变，整理和研究敦煌文书成为一个世纪以来许多国际汉学机构的核心任务。日本、法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印度、韩国等先后成立了专门的敦煌学研究机构，丹麦、德国、韩国、澳大利亚、瑞典、挪威、加拿大、匈牙利、新加坡、希腊、哈萨克斯坦等国均有研究者。在西方，有机会接触敦煌文书的汉学家都对其开展研究。二十世纪前半叶，欧美及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大都以研究敦煌文书立身，如英国的斯坦因、魏礼、崔维泽、贝利等，法国的沙畹、马伯乐、石泰安、戴密微、谢和耐等，俄国的孟列夫、丘古耶夫斯基、克恰诺夫等，日本的矢吹庆辉、铃木大拙、羽田亨、仁井田陞等。由于所据有的敦煌文书内容侧重点不同，各国的敦煌学研究特色各异。正如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所言：“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20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国际汉学的世界，就是敦煌文书的世界。敦煌文书能吸引如此众多国家的学者关注和参与其中，是敦煌作为四大文明交汇中心地位的再现，是华夏文明影响世界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