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国商务部长在“两会”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在利比亚的经济损失涉及100多亿美元的工程项目，商务部在今年2月4日组织了工作组到利比亚考察当地的具体情况。然而，中国公司何时能重返利比亚？这100多亿美元的工程项目里，中方究竟损失了多少？哪些可以获得补偿或者赔偿？这些问题仍不确定。
在利比亚乱局中，对于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来说，中国损失较为惨重。法国和英国曾经积极帮助反对派推翻卡扎菲政权，现在反对派掌权当然要“投桃报李”。美国自“洛克比空难”之后就对卡扎菲政权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所以美国经济与利比亚的联系并不密切，谈不上有什么经济损失。俄罗斯虽然在利比亚损失了战略利益，但作为能源出口国却受益于能源价格上涨。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后悔没有在安理会对利比亚动武的第1973号(2011)决议表决时投反对票。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对第1973号决议投的是弃权票。然而，中国的损失是硬性的，现在还不清楚能挽回多少。
缺乏法律救济途径
面对如此巨额的损失，更为紧迫的是，中国企业缺乏挽回损失和寻求救济的工具。这100多亿美元的工程项目如果不是中国投资或全部中国投资，那就是万幸，因为中国和利比亚之间根本不存在双边投资保护协议。
除此之外，中国只能在国际贸易的范畴里寻求解决的办法。国际贸易，不管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都以合同为前提。然而，各国的合同法中一般都会包括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的例外规则。在这两种情形下不履行合同约定不能认定为违约。而利比亚的情势完全符合这种情况。因此，承建项目的中国公司即使有完备的合同也无法向当地法院主张权利。不仅如此，就是对这些工程项目进行保险的公司，中国公司也无法主张这种权利。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中国自己的国有保险公司对这些项目进行了保险。所以，损失一旦坐实就要百分之百地由中国承担。如此看来，情况十分不乐观。
中国企业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即依靠中国政府去和利比亚现任政府谈判。但是，中国是联合国五常中最后一个承认利比亚“过渡委员会”的国家，即使利比亚“过渡委”像其所承诺的那样遵守双方此前签署的各项条约和协议，一般情况下，这些条约和协议并不包括具体的工程合作项目协议。
前车之鉴稳妥防范
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从利比亚的经验中吸取的教训就是要具备风险管理的意识，建立风险管理分级制度，针对不同的风险级别采取不同的风险管理措施。
对于发达国家，当地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主要是运用经济和法律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商业保险、政府协议担保等经济措施，发生争议时的仲裁、诉讼等法律措施。与发达国家从事贸易等经济活动时，中国企业完全可以自主地进行贸易活动，改变现在中国企业总是依靠国家的“扶持”才能走出去的现状。
对于发展中国家，情况就比较复杂了，特别是像利比亚这样发生了国内武装冲突的情况下，经济和法律秩序荡然无存，无论什么样的经济和法律手段都会失效。当这种损失已经变得不可避免时，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就是怎么做才能减少损失。这时就需要中国政府站出来捍卫本国的海外利益了。
中国政府在保护本国的海外利益时要预留足够的保护空间，一是保护个人；二是保护资产。对于个人的保护可以通过外交保护的途径，正如中国政府在利比亚内战升级前开展的“撤侨”行动以及在埃及和苏丹等国积极解救被绑架中国公民的行动一样。中国政府进行的这几次“撤侨”、“护侨”行动不仅成功，而且获得了广泛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