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丹麦媒体当地时间5月30日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监视、监听欧盟多国政要后，欧洲各国政要均对此表示不满。
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议员亚历山大·库里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表示，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美国、丹麦这种做法是一种公众舆论都认为的背叛。
是“合作”还是利用？
丹麦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所有通过丹麦境内的光缆所传输的信息来交换美国Xkeyscore情报数据收集和分析系统的使用权。他们一起在丹麦境内多个地点建立信息截取点，然后把截取的信息传输到一个秘密的数据中心，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丹麦国防情报局的专家一起来合作分析这些海量数据。由于很多国家，包括俄罗斯、瑞典、挪威、德国、法国、荷兰的光缆都会经过丹麦，所以这些国家的信息都可能被美国获取。
其实在半年前，即2020年11月丹麦媒体就报道过美国国家安全局借和丹麦国防情报局合作的机会对丹麦实施监控，美国国家安全局监视的目标包括丹麦财政部、外交部以及丹麦防务企业特玛(Terma)公司，而后者也是F-35战机零件提供商。当时丹麦媒体的揭露并没有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员工斯诺登在2013年公之于众的机密内部文件，美国从2002年开始就一直在监听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正是因为斯诺登所公布的那些信息，丹麦国防情报局在2014年开启了一个代号为“邓哈默行动”的秘密调查，来调查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和丹麦国防情报局合作期间到底都收集了哪些信息。
丹麦情报部门隐瞒对美调查结果
“邓哈默行动”在2015年结束。最终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利用和丹麦的情报合作来监听丹麦的盟友。美国以欧洲政客和高级官员的电话号码为监控的关键词，来获得他们的电话接收和发送出去的所有信息。但是丹麦国防情报局的领导看了这份报告之后就把它锁进了抽屉里，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过。
2018年，“邓哈默行动”工作小组的一名工作人员对于自己的报告递交上去之后石沉大海这件事非常不满，便决定揭露此事，把丹麦国防情报局告到了丹麦情报工作监管机构。虽然监管机构多次要求国防情报局提供信息，但一直到2019年，该部门才开始配合监管机构的工作。最终2019年底，调查工作结束后，丹麦情报工作监管机构对国防情报局的工作提出了历史上最严厉的批评，其中一条重要指控便是“未能对可能的外国间谍活动进行进一步的跟进调查”，此次调查导致了丹麦国防情报局局长和多个官员被革职。
到了今年5月，9名见过“邓哈默行动”报告的人匿名向丹麦媒体爆料了该报告里的内容。确认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和丹麦国防情报局的合作，监听瑞典、挪威、德国和法国大量的政要、政府高级官员和商界人士的手机通讯信息。但是他们没有透露具体哪些人被监听。其中一名爆料人表示，就是“情报部门通常感兴趣的领域的那些人。”这次曝光使锁在抽屉里的文件被众人周知。
一份特殊的合作协议
其实早在去年9月，丹麦报纸《柏林斯克》(Berlingske)就揭露了美国和丹麦之间的一项协议。这份协议20多年来一直锁在丹麦国防情报局的保险柜中。协议表示，允许美国使用丹麦通信电缆。副本上则是要求历任国防大臣签名以表明他们知悉此事，所有国防大臣都必须在同一张纸上签名。该协议使美国当局有机会使用丹麦的通信电缆，并用Xkeyscore系统从光缆搜索数据。
这份协议源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1997年访问丹麦的时候。克林顿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访问丹麦的美国总统。在那年夏天，美国和丹麦之间达成了一项非常特殊的协议：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丹麦国防情报局获得从通信电缆访问原始数据的权限。对于这份协议，丹麦政府部长、高级官员和丹麦国防情报局成功隐瞒了二十多年。
对于丹麦的“帮凶”行为，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议员亚历山大·库里茨表示，希望美国不要滥用盟友的信任。
学者：美国监听世界是“公开的秘密”
同半年前的态度不一样的是，这次瑞典国防大臣胡尔特奎斯特的反应比上次强烈了很多，他表示已经联系了丹麦国防部并且要求对方给出明确的回复：这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的话，具体都有哪些瑞典人被监听了？他表示瑞典无法接受亲密盟友之间如此监听行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不过瑞典情报分析学教授威廉·阿格里尔(Wilhelm Agrell)接受瑞典媒体采访时表示，瑞典国防大臣等官员的“震惊”都是装出来的。他说：“政客们对外肯定得表示得很震惊、很愤怒并要求彻查，但事实上他们早就知道这事情在发生了。”威廉表示，早在去年瑞典就知道美国在丹麦的帮助下在窃听瑞典国防机密了，现在爆料的信息只是表示窃听的范围比我们之前知道的更广一些而已。斯诺登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一直在窃听世界各国，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威廉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局跟瑞典国防电波局(FRA)也是有合作的，而且合作方式和内容跟他们与丹麦国防情报局的合作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完全清楚合作意味着什么的。在合作中，美国是不允许窃听合作国的信息的，但是他完全可以在和瑞典国防电波局的合作中窃听丹麦的信息，然后在和丹麦国防情报局的合作中窃听瑞典的信息。正是通过这种合作方式，美国国家安全局让欧洲国家相互监视。美国利用盟友的信任获得了大量自己想要的信息。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而做美国的盟友则是致命的。”虽然，美国传统的政治和外交精英一再宣扬美全球霸权的最重要基础是“盟友体系”，但实质上在美国外交史上经常会出现为了自身利益不顾盟友安危的情况，由此可见其“盟友体系”只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