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冠疫苗接种率逐渐接近饱和，但离实现群体免疫的标准还相去甚远。肆虐的变异毒株让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失控，新冠死亡人数已超过一战以来美国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疫苗成为被疫情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们与病毒赛跑的最后希望，阴谋论者、反科学者和别有用心的政客却打着“医疗自由”的旗号，正展开轰轰烈烈的反疫苗运动，让美国正在经受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的侵袭，也在错误的抗疫道路上越走越远。
疫苗接种率与住院率密切相关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在上周的7天内，美国平均日增新冠确诊病例130710例，比此前增加20%；日均死亡687人，比此前增加36%。对各州数据的研究显示，新冠住院率与接种率关联密切——疫苗接种率越低，病床占用率越高，重症患者比例也越高。
在全美各州中，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夏威夷、俄勒冈和密西西比州均突破了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记录，而这5个州的疫苗接种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接种率，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仅有38.3%和35.8%。接种率50.3%的佛罗里达州以一周新增确诊151764例、日均新增21681例成为目前美国疫情的新“震中”，该州一半以上的重症病床被新冠患者占用。
疫苗接种速度远低于拜登政府的预期。拜登曾声称要在7月4日前让70%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疫苗，但时至8月中旬，这个目标仍然没有实现。为了推动疫苗接种，联邦政府7月底发布新法令，规定部分人群要么接种疫苗，要么定期接受病毒检测。
“医疗自由”被偷换概念
然而，那些“热爱自由”的美国人对政府新法令强烈抵触。继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规定之后，疫苗也成了这部分美国人的攻击目标，多地接连数日爆发抗议活动，宣称“被迫不等于同意”“还我医疗自由”。示威者中的不少人是医疗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
美联社报道称，美国各州提出了100多项所谓“医疗自由”法案，禁止雇主把接种疫苗作为聘用员工的前提，目前至少有6个州批准了这样的法案。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州长克里斯·苏努努表示，不会强迫居民接受疫苗。他在最近发布的一项法案中说：“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拥有天然、基本、固有的权利，政府不能威胁或强迫他接种疫苗。”
实际上，这些人为拒绝接种疫苗而采用的“医疗自由”概念，与真正的“医疗自由”并不是一回事。“医疗自由”的说法在美国由来已久，其语境往往与伪科学或未经有效性检验的医疗手段挂钩。“医疗自由”概念最早由美国植物学家塞缪尔·汤姆森(1769-1843年)提出，他创建了一套游离于现代医学体系之外的草药疗法。根据汤姆森的定义，一个人应该拥有选择医疗方式的自由，无论这种方式有效或有害。后来，“医疗自由”经常被利益相关者用于推广某种药品或疗法，比如用保健品代替药物，或者宣称维生素B17能治疗癌症。
美国疫苗专家彼得·霍特兹博士指出，“医疗自由”是普遍存在于美国人生活中的一种信仰。尽管“医疗自由”的宗旨是反对干预个人选择，但其发展历程往往与反科学的愚昧无知相伴相随。但是，拒绝疫苗接种跟拒绝戴口罩、不遵守保持社交距离规定一样，都是这个概念的不同版本。
美国人对疫苗的不信任始于殖民时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达巅峰，反疫苗团体层出不穷。在此期间成立的美国国家医疗自由联盟，为今天仍然盛行的顺势疗法、整骨疗法、折衷疗法、信念疗法、民间草药医学和各类反疫苗组织提供了保护伞。霍特兹博士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反科学思潮沉渣泛起，借着“医疗自由”的外壳堂而皇之地散播有害观念。
个人自由不能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
反对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坚称，是否接种疫苗是个人自由。“这不是疫苗的问题，这是身体自主权和选择权的问题。”示威集会组织者之一、明尼苏达州拉迪儿童医院护士阿什利·博格对《圣克劳德时报》表示，“越来越多的事情威胁着我们对身体的自主权，最终将剥夺我们的医疗自由。”
然而，在疫情全球大流行中，接种疫苗真的只是个人自由吗？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迈克尔·格尔森认为，任何自由都是受到限制的。19世纪，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提出了“自由的伤害原则”：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前提是不对别人造成伤害。这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原则，也是公共卫生事业的使命所在。科学家和卫生工作者有责任确定一种疾病是否对社会造成威胁，然后敦促社会采取行动，消除或减少这种威胁。根据“伤害原则”，在自家卫生间里随意呕吐是美国人天然的、固有的权利，但把致命的疾病通过不可见的病原体传给他人，却不是他们的权利。
“美国囤积了大量新冠疫苗，却因为愚蠢的理由被无端浪费。那些并非出于健康原因而拒绝接种疫苗的民众，还有煽动他人拒绝接种疫苗的议员，正在让人们白白送命。”霍特兹博士指出，与政治极端主义相关的所谓“医疗自由”意识，导致美国新冠死亡率不断攀升。他说：“2020年，美国是全球新冠疫情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1年，我们还将眼睁睁地看着美国经受一波又一波变异毒株的侵袭。”
本报北京8月18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文利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