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天下 美国种族问题透视①】美国族裔矛盾的痼疾何以难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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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裔矛盾几乎贯穿了美国历史，成为美国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系统性弊病。新冠疫情的冲击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加剧了族裔之间的不平等和歧视，也让美国人的身份认同面临巨大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有关亚裔在美国遭受仇恨犯罪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章，让人不禁问道：美国的族裔矛盾为何难以消除？
二战之后，族裔问题(尤其是非洲裔遭歧视)一度成为美国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在那个年代，既涌现了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和平斗士，希望通过唤醒更多民众的意识来争取平等权益；也出现了以马尔科姆·艾克斯为代表的激进人士，试图“以暴力对暴力”，掀起了美国一段波澜壮阔的平权抗争。
时至今日，虽然非洲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在美国的处境相较过去有所改善，但种族歧视作为一个历史性、系统性和结构性顽疾却并未根除。
即使美国总统拜登在挑选内阁成员时强调族裔多元，这种在精英阶层有意识的平权举动也无法掩盖社会层面的族裔冲突。在新冠疫情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冲击下，一些族裔矛盾被挑去了遮羞布，再次浮出水面。
国家发展的系统性弊病
美国一直被称作“移民国家”，移民赋予其独特的属性。一方面，大量移民为美国带来了人力资源、先进技术，不同国家的移民也碰撞出了丰富多元的文化与艺术。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历史时期来到这片大陆的移民主体不同，这部移民史同时也是族裔同化与冲突史。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顿·戈登1964年出版了《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一书，将美国族裔关系发展大致分成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英国向北美移民开始直至20世纪初。移民主群体的文化背景是盎格鲁-撒克逊，因此针对其他移民更注重强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用公式概括就是“A+B+C+……=A”，意味着要成为“美国人”必须坚持盎格鲁-撒克逊的主流文化。
第二阶段是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一战影响，大量欧洲移民涌入美国，“熔炉”说逐渐出现，用公式概括就是“A+B+C+……=E”，意味着美国人的文化背景不再局限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而是试图兼容并蓄，融合不同移民所代表的文化。
第三阶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美国人发现，族裔在一定程度融合的同时，原先民族的差异性却顽固地保持了下来，“熔炉”成了“沙拉拼盘”，用公式概括就是“A+B+C+……=EA+EB+EC+……”，意味着身份认同成了保留各个族裔部分原有文化传统的“美国人”。
族裔问题几乎贯穿了整个美国历史，也是不断探寻“美国人”自身认同的过程。无论是北美殖民者对土著印第安人的屠杀、白人针对黑人奴隶的压迫，还是此后禁止华人成为美国公民的《排华法案》，无不体现美国族裔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是美国作为移民国家付出的代价，也是美国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根源性和系统性弊病。
错误政策加剧歧视
当下，美国的族裔矛盾并不消停。无论是特朗普任内的夏洛茨维尔骚乱，还是拜登任内针对亚裔的仇恨案件，都证明美国社会仍被不同族裔之间的对立所困扰。
“病毒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原本指的是任何人面对新冠病毒都是脆弱的，但美国不同族裔之间却出现了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并非因为各个族裔有不同的生理特点，而是由于不同族裔的生存条件差异以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族裔分化最终成为面对疫情时高低有别的脆弱。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截至2021年7月16日的数据，美国非洲裔和拉美裔与白人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不成比例，非洲裔的比例是白人的两倍，拉美裔的比例是白人的2.3倍。疫苗接种方面，虽然自身拒绝接种的非洲裔和白人占其族裔总人数的比例差不多，但非洲裔的实际接种率却远低于白人。
新冠疫情以一种极度悲凉的方式将美国的系统性种族歧视暴露在世人面前，其中包括了贫富差距、警察有针对性的暴力执法和医疗体系的不平等。
美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将传染病归咎于特定族裔，比如一些人曾将霍乱称为“爱尔兰病”，将肺结核的传播归咎于犹太人等，还有更多人并不清楚“西班牙大流感”实际上并非源于西班牙。
而这一次，新冠疫情推升了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倾向，美国政府并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针对新冠病毒溯源的政治化操弄直接加剧了针对亚裔的歧视甚至犯罪。
根据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的研究，相比2020年第一季度，美国15个大城市2021年第一季度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事件数量整体增长169%，其中纽约市增长率高达223%，旧金山市增长145%，洛杉矶市增长80%，波士顿市增长60%。
美国政客毫无顾忌地发表造成种族歧视的错误言论，让族裔团结和对抗系统性种族主义的目标更加遥不可及。
“我们是谁？”
即使疫情平息，美国的族裔矛盾也难以烟消云散。美国的人口结构正逐步发生重大变化，对 “美国人”的身份认同能否超越族裔界限将成为巨大挑战。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针对2020年全美人口的统计，非拉美裔白人目前占全美人口的58%，低于此前预计的60%，而且这些人在美国3100个郡县的400个中已不再是多数族裔。这一趋势让非拉美裔白人焦虑不安，而这种焦躁情绪也是2016年推动特朗普当选总统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无论是谁执政，似乎也难以回答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向美国人提出的问题：我们是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关乎美国族裔平等的未来和应对内部冲突的前景，还关乎美国的国家特性、国家利益以及美国将以怎样的方式与世界交往。
(作者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孙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