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美国制造“可控混乱”的典型案例
【特别关注·俄乌局势学者谈】
美国作为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的大国，其在欧亚大陆的基本战略就是“分而治之”。为此，美国的基本政策就是利用自身能力在全球制造“可控混乱”，摧毁当地独立自主的基础，使欧亚大陆始终存在“溃疡面”，由此不断从中渔利。
尤其近年来，随着金融资本在美国政治中影响力增大，美国对外政策的好战性日趋凸显。俄乌冲突就是典型案例。表面看，俄乌冲突是俄罗斯主动出兵乌克兰，但实则是美国推动北约持续东扩、离间欧俄关系的必然结果。这场冲突爆发后，美国想方设法延长俄乌冲突的持续时间，借以浑水摸鱼。
经济金融化趋势使美国更加好战
战争总是与攫取财富密不可分。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差异，“会下金蛋的鸡”即财富来源的含义迥然不同，由此霸权国家遵循的权力逻辑也迥然不同。
在农耕和游牧文明时代，最大限度地兼并领土、掠夺人口、扩大地理空间是关键。近代以来，工业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尤其是英法等欧洲工业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崛起，极大改变了国际权力体系对财富的界定和获取方式。这一时期，发展和壮大制造业成为国家获取财富的关键。欧洲工业国的要务，就是尽可能打开和扩大别国市场，获取稳定的原料供应，为此它们竭力倡导自由贸易。只有在推进自由贸易受阻后，西方大国才会诉诸战争，以便将那些“化外之邦”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美国曾长期占据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已日趋从工业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1960年至2017年间，美国金融业占GDP比重从14%增加到21%，而制造业占比则从27%下降到11%。与此同时，金融业的利润从17%增加到30%，制造业的利润则从49%降至17%，缩减了三分之二。1973年至200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即每小时GDP)年平均增速不到1%，而这仅仅是19世纪均值的三分之一。另有统计表明，1947年至2012年间，美国GDP增长了63倍，其中制造业增长了30倍，金融业增长了212倍。金融资本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日趋占据主导地位。
工业资本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吸纳大量就业，而且工业资本获利要经历原料采购、加工生产、产品销售等诸多环节。因此，其同样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只有资本扩张受阻才会动用武力。相反，金融资本获利从一开始就脱离了实体经济环节，主要通过“贱买贵卖”“低买高卖”实现，经济波动越大，资本价值变动越剧烈，金融资本越有机会浑水摸鱼，通过做多或做空，从中渔利。因此，金融资本比工业资本更喜欢制造动荡，通过战争等破坏性手段攫取超额利润。
“可控混乱”：金融资本时代的战争新方式
金融资本过度膨胀，意味着由实体经济创造的利润，要由无处不在的资本来主导分配，平均利润率由此被金融泡沫急剧摊薄，乃至趋近于零。可以说，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虚胖和浮肿”的表现，也是国家走下坡路、资本主义“进入秋天”的征兆。在此背景下，金融资本谋利主要借助两大方式：一种方式是层出不穷的金融炒作和金融衍生品，由此日渐演变为“空手套白狼”的“赌场资本主义”；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制造灾难”实现国家间财富再分配。这种靠制造灾难掠夺财富的生财之道，也被称为“灾难资本主义”，即发战争财、国难财。因此，相比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更喜欢制造战乱。
与此同时，美国“债务经济”恶性膨胀，也使其热衷于在世界各地制造战乱。美国在二战期间就有公共债务，但债务数额随着时间推移而急速增加。1945年美国公共债务只有2580亿美元，到2020年初美国债务总量已超过23万亿美元。美国每年仅支付的公共债务利息就超过2700亿美元。到2022年2月，美国债务总额突破30万亿美元。
美国实现“经济繁荣”，更多是一种“钱生钱”的货币再生产。据美国著名学者安德森·维金推算，美国每获得1美元GDP，必须借助5美元以上的新债务。美国要想维系表面经济繁荣，每天至少需要流入20亿美元。而资本天性喜欢“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场所。换言之，只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比美国更加动荡与混乱，巨额资本才会乖乖地回流美国，用以支撑美国经济发展繁荣。在此背景下，现在的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喜欢打仗，其动机甚至不再是工业资本时期的扩大市场、寻找原材料，而是通过制造“可控混乱”，使其他国家或地区陷入动荡，迫使世界资本回流美国。美国这种基于金融霸权的战争逻辑，彻底颠覆了传统国际经济体系的行为逻辑，是一种最反动、最腐朽的霸权主义。
“可控混乱”原属物理学范畴，指一个开放体系中，在“有序”和“混乱”两种状态之间，还存在“秩序失衡”和“可控混乱”的中间状态。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该理论首先被用于企业危机管理，随后被引入国际政治领域。“可控混乱”的核心思想是：美国应利用其通信和全球动员能力，在对象国各领域制造、复制和扩散混乱，摧毁其独立自主的基础，使之陷入混乱，开启转型，借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和安全。
简而言之，“可控混乱”的理论逻辑是：其一，国际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混乱体系。其二，一定的政治冲突必然使被攻击的政治体系陷入混乱状态。其三，混乱对美国并非坏事，美应将“混乱”视为机遇，甚至主动制造“混乱”，而不是使对方保持长期稳定。当全球陷入“可控混乱”，美国成为“秩序之岛”，就可以从中获得战略利益。
“可控混乱”为美国颠覆他国政权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知名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非暴力战争之父”吉恩·夏普等，都十分推崇“可控混乱”概念。目前，该理论日渐受到美国决策层的青睐和推崇，日益从理论探讨进入实操阶段。
总之，在金融资本主义时期，西方大国策动战争尤其是“混合战争”，重点不再是获得原料、扩大市场，而是制造“可控混乱”。有学者指出，当前美国和北约的战略，已不再是仅仅赢得战争或冲突，而是创造无休止的混乱，借以控制当地人民、国家及资源。
中东乱局和俄乌冲突是牺牲品
中东地区就是美国制造“可控混乱”的典型牺牲品。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一度陷入战略对手迷茫。“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将伊斯兰世界视为主要威胁以及美国塑造国际新秩序的主要突破口。小布什政府接受夏兰斯基、刘易斯、亨廷顿等人观点，谋求利用阿拉伯世界的族群、部落、教派的断层带，重塑阿拉伯世界，并将该战略称为“创造性混乱”。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及其盟国先后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这5场地区战争，看似是为“反恐”和“民主”，实则是服务于垄断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需要。
从更大范围看，根据美方统计，二战结束后的70年当中，美国在中东地区共实施过41次军事行动。每个遭受美国直接或间接军事干涉的国家，都为美国银行、公司、投资者重新分配财富提供了机会。美方剥夺这些国家的土地、劳动力、市场和宝贵资源，通过制造“可控混乱”，极大削弱了中东国家的发展能力，将其变成美国的资源供应国，以便进行贸易掠夺和攫取财富，进而控制全球的金融、军事和信息资源。而那些遭受军事打击的中东国家，则日渐丧失自主发展能力，面临无穷无尽的苦难，沦为西方经济体系的附庸。
正在发生的俄乌冲突，同样是美国制造“可控混乱”的典型案例。正如美国国会前众议员加巴德所说，本来只要美国说一句话，保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就可以阻止俄乌冲突的爆发，但美国拒绝这样做。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又想方设法延长其持续时间，借以向欧洲和乌克兰兜售武器，并从欧洲扩军计划中大肆获利。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26年的富兰克林·斯平尼在其博客文章中指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五角大楼、K街(华盛顿游说公司聚集地)、军工企业以及整个国会大厦内，都在悄悄地开香槟庆祝。
当前，随着金融资本恶性膨胀，其“灾难资本主义”本性日趋发作，由此导致国际社会越来越不太平。只有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实现大联合，使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世界和平，防范“可控混乱”。
(作者：林海虹、田文林，分别系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