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地时间24日起，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在执法工作中推进种族正义和平等专家机制”专家小组开始对美国的6个城市进行为期两周的实地走访，就种族正义和警察执法等长期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
该专家小组是为了回应2020年5月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杀后的广泛抗议而成立的。
联合国方面表示，专家小组将审查美国执法人员使用武力的有关法律依据和执法程序，判断它们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并将提出建议，以支持打击系统性种族主义和过度使用武力的努力。
据悉，这个小组将在今年秋天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4届会议上提交一份调查报告。
“这个制度从有美国那天起就定了”
很多美国民众非常期待联合国调查小组的到来。
“母亲反对警察暴行”组织创始人科莉特·弗拉纳根表示，“法外处决”在美国警务工作中越来越常见，她的儿子就是在2013年被警察杀害的，“这种警察的致命暴行是对人权的重大侵犯，而非洲裔受害最深”。
她希望联合国调查小组切实敦促美国政府履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
然而，这一反复被美国民众表达的愿望能否实现，前景并不乐观。
弗洛伊德事件曾激起席卷全美的反种族歧视和反警察暴力抗议活动。然而近三年过去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厄运并没有丝毫改变。
就在联合国调查小组到来前不久，美国俄亥俄州萨米特县特别大陪审团刚刚完成了对一起警察暴力执法致非洲裔死亡案的调查。
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去年6月在该县阿克伦市枪杀非洲裔男子杰兰德·沃克的8名涉事警察对武力的使用“在法律上是合理的”，不应受到指控。
类似的大量惨剧早已证明，针对非洲裔的警察暴力并非独立存在的现象，而是根植于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国家传统中的旧伤沉疴。
在警察暴力执法屡屡发生、涉事人员却很少被追究刑责的长期不良影响下，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按照“内部规则”行事，导致不必要的杀戮反复上演。
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巨大舆论压力，曾迫使美国政府提出《乔治·弗洛伊德警务公正法案》，旨在强化对警察不当行为的问责。
但在党争极化的政治现实下，不仅这一法案早已胎死腹中，与此相关的其他警务改革努力也纷纷遭到扼杀。
事实表明，在这个发迹于灭绝原住民、奴役非洲裔等种族主义暴行的“世界第一强国”，白人至上和强者独存的基因早已深植于制度、文化和社会的每一寸肌体。
正如美国非洲裔作家苏珊·威廉姆斯·史密斯所说，美国的缔造者们在这个国家奴隶制度的实践上都是“共谋者”，他们推动的政策和实践从一开始就明显地歧视非洲裔，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美国的警察制度。
“我们似乎正在梦游般走向灾难”
非洲裔在美国执法和司法体系中遭受的不公对待，只是美国对弱势群体“系统性不公”的一个突出部分。
美国有着西方世界中最严重的贫富分化。
而种族贫富差距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大，当前的情况已接近上世纪50年代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前的水平。
美国在提供全民医保方面的失败，加剧了贫富差距给少数族裔造成的伤害。
作为没有实行全民医保的西方国家之一，美国的医药、医疗价格高居全球之冠。受此影响，非洲裔患者获得有效医疗服务相比白人患者要困难得多。
更有研究显示，贫困已成为美国人的第四大死因。而少数族裔更可能陷入贫困，从而预期寿命也更短。
然而，在政治极化的趋势下，民主、共和两党在几乎所有问题上尖锐对立。
控枪、堕胎、移民、基础设施建设、应对气候变化、医疗等社会保障等各个关乎民众基本权益的领域，无一例外地成为了政客谋求私利的筹码，使得美国的“系统性不公”迟迟无解并被不断放大。
有澳大利亚媒体指出，如果用公认的基尼系数等指标来衡量，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过去30年里显著加剧。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测算，美国是七国集团(G7)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这反映了美国的结构性差异，而这种差异在非洲裔身上最为明显。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克斯·布特曾在文章中失望地写道，美国人已经生活在一个民主倒退的国家。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正在美国发生，这是不祥的征兆。
“种族主义和贫富差距的持续存在、比其他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枪支暴力，都是对美式民主的谴责……我们似乎正在梦游般地走向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