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经济新闻》5月19日发布题为《缺少基础货币的世界 <广场协议>40年祭——美国深陷“特里芬难题”》的文章。内容如下：
仿照1985年9月发达国家为联手纠正美元汇率高企问题而签署的《广场协议》，特朗普政府内部弥漫着重建货币和贸易秩序的氛围。
作为基础货币，美元带给美国的既有实利也有负担，而眼下美国正在将它的不满传递给整个世界。在全球化程度远超40年前的今天，“美国对抗全世界”的局面再次出现。未来的世界是否会是一个没有基础货币的世界？
4月25日，包括美国大型对冲基金城堡投资集团在内的十多家主要金融机构的负责人相继进入位于白宫西翼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他们拜访的对象正是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斯蒂芬·米兰。
采取多边协调干预措施，人为操纵美元、日元和欧元汇率，以阻止美元升值——米兰最先提出了这一想法，也就是外界所说的“广场协议2.0”或“海湖庄园协议”。金融高管们不可能不响应这位自今年3月起一直担任CEA一把手的关键人物的号召。一位金融业内人士私下透露：“米兰先生让我感到有点儿危险。”无法预料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这样的不确定性让市场人士畏缩不前。
美国已从自由贸易转向以关税为武器的保护主义，并向日本和欧洲等盟友施压，要求它们增加军费开支。
此外，特朗普政府还赤裸裸地主张让本币贬值，以期促成“广场协议2.0”的诞生。如果以“捍卫美元世界基础货币地位”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将会很容易理解特朗普政府是多么缺乏常识。
理解该问题的关键在于“特里芬难题”，这是米兰喜欢使用的一个术语。基础货币在海外被广泛使用。由于需求增加，其价格变得更高。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币值偏高时，其出口竞争力就会下降，贸易收支就会出现赤字。全球越是因霸权国家的赤字而繁荣，对基础货币的需求就越大，从而形成该国货币进一步升值的螺旋结构。
也就是说，基础货币发行国承担的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的义务与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理论上是无法兼顾的。上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提出了这一理论，它恰巧对应了今天美国面临的现实困境。
要想维系美元因充当主要结算、投资、储备货币而占据的基础货币地位，美国必须持续不断地对外提供充足的美元。而美国的双赤字局面(慢性经常账户赤字与财政赤字)确保了这一结构的稳定。
40年前，被双赤字折磨的美国与日本和欧洲几个国家签署了《广场协议》。如今，双赤字的演变情况与当年达成《广场协议》前的局面惊人地相似。
不同的是规模。1985年美国的贸易赤字仅为1200亿美元，2024年已激增至1.2万亿美元。美国的财政赤字也从2100亿美元激增至1.8万亿美元。全球化进程之快催生了数量级规模的膨胀。
从长远看，安全可能是一个更为严峻的议题。基础货币地位与国家安全不可分割。米兰认为：“经济学家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不足。”米兰的论点是，资本的集中导致美元升值，削弱了美国的出口竞争力，进而削弱了美国的制造业，而且钢铁、汽车和造船等行业的衰落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已经成为整个西方的安全短板。
美国已经无力保护盟友，希望它们承担起自己应承担的义务，共同保护作为西方共同资产的基础货币美元。此次超出常理的关税战也可以说是美国的痛苦哀鸣。
讽刺的是，原本以保卫美元为出发点的行动，最终却反噬美元本身。美元失去基础货币地位的最可能情境源于美国政府发动的关税战及债务膨胀导致的信任危机。
“远离美元”近来成为伦敦金融城的热门话题。16日，评级机构穆迪下调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这样一来，在所有大型评级机构中，美国已不再拥有最高评级。
为了摆脱巨大的两难境地，美国和美元正在走上一条可能导致自我毁灭的道路。这场不惜自残的豪赌会令所有人都无法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