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陇县公开招考教师，严敏娟参加了。但她说，那次招考成绩只是个幌子，实际每位交35000元就可转正上岗，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内幕，所以没被招录。
严敏娟拿不出证据证明她所知道的那些内幕，但后来的2005年至2007年间，她不断看见一些学历不合格、专业不对口甚至没有教师资格证的人进了陇县教育系统，而她仍然没有机会转正。
2008年，全国清退代课教师，严敏娟被刷下来，相反，她看见一些进入教育系统才两年多的人，因为有关系，都顺利转正了。
自此，严走上上访道路，指望上面能够明察陇县教育系统的问题。
邹俊峰也是有苦说不出。邹是甘肃人，在陇县县城街道上租了一间房子开了家小饭店，后来与交通局方面发生纠纷。邹说，“2005年12月12日，县交通局干部与民警等30余人冲进我店，见物就砸，打伤我妻子，我多次拨110电话，但始终未有人出警。”
挨了这次打砸后，邹把一纸状子递向法院，告行凶一方及110，但前后跑过多个部门，无人受理。邹说，他的苦处正在于，“你不管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最起码得先立案吧，你不立案，我想找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我能怎么办。”
据《望东方周刊》统计后发现，上述10余名陇县访民所上访的问题，大都涉及房屋强拆、补偿不到位、教师任用不公、司法腐败、官员腐败等问题，这些问题又全是“民告官”案件。
访民的感受是，政府工作人员一听到“民告官”的案件就很敏感，大多没有耐心听他们把事情讲完就开始打发他们，这让他们感觉“底下干部屁股已经坐歪了，跟他们有理都说不清”。
“解决了县委、县政府的‘老大难’问题”
访民迁怒陇县政府和干部一边撇下具体上访问题不解决，一边又强势打压其上访，致使冤怨堵塞，进而持续上访。陇县方面则否认了访民的这些说法。
陇县全县信访工作归口到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分管。10月12日下午，本刊记者来到县政法委，遇书记外出，后政法委指定专人负责介绍相关情况。
政法委干部讲，县里前几年信访形势确实比较严峻，但现在已经整体好转了，而这种转好的局面正得益于县里规范上访秩序的相关工作。一位干部甚至认为，目前县里一些访民之所以缠访不断，与前几年县里个别访民通过上访获得了好处有关。这位干部同时不赞成为了息事宁人，通过给访民一些利益倾斜来化解矛盾的做法，他认为这些做法可能招致更多缠访。
“你们在对待一些出省上访人员时，采取集中到秋菊山庄这种办法，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到底有没有效果呢？”本刊记者问。
对这一问题，政法委干部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解释说，这主要是让信访人员加强学习相关信访条例。
《望东方周刊》记者注意到，从陇县对外公开宣传看，在解决信访问题上，县里也曾推出一些举措，旨在从源头上排解危机，比如法院推出的“一村一法官”，在村里建立“法务厅”，同时安排政法、行政机关等14个部门进驻信访大厅，做到办公“一厅式”、服务一条龙、解决纠纷一体化。
然而，实践层面的情况是，旨在“规范上访秩序”的强硬管控似乎更能解决具体的信访事件。《望东方周刊》了解到，陇县推动了秋菊山庄这样的管控举措，还划出专项财政资金和政府编制，专门成立一支维稳大队，来援手处置县里的信访突发事件。
陇县方面资料显示，2010年7月，陇县公安局成立维稳大队，“大队共有警力34名，其中公安民警4人，协警30人。”
吃财政的维稳大队甫一成立，其“功效”便迅速显现。资料进一步列举，“7月19日，由于企业改制遗留的问题，原陇县种子公司40多名职工集体到宝鸡市委越级上访，接到县局指令后，维稳大队抽调精兵强将迅速赶赴宝鸡，通过个别谈话，积极疏导，讲明政策，宣传《信访条例》，及时将40多名非法上访者劝回。并连夜成立了‘7·19’群访事件专案组，先后传唤审查相关人员12人，扣押有关书证物证4件，彻底查清了这起事件的前因后果，及时妥善的处置了事件。同日， 底下镇王马咀村村民王民生等24人因村庄道路问题到陇县县委闹访，严重干扰了县级职能部门的办公秩序，维稳大队紧急出动，耐心宣传政策，细心教育引导，并及时与底下镇镇政府联系合理解决了群众诉求，及时排除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陇县方面统计后认为：“陇县公安局维稳大队成立以来，共处置群体性事件6起，涉及人员90人，处置非法缠访、闹访事件25起29人，强制带离现场训诫教育17人。从而有效地维护了陇县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解决了县委、县政府的‘老大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