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释为何使用“公开处理”方式时，任继文称，中央政法委2009年曾发文要求对重大、恶劣违法上访事件进行处理，“但原文很笼统，没有给出具体处理办法”。
据段定梅、乔转丽两人讲，她们是逐级上访，也无扰乱社会秩序行为，
富平县法院信访办主任刘银学、纪检组组长高建峰称，富平是“上访重灾区”。在基层信访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对上访行为进行法律界定，所以难免会使用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高建峰说：“本来还想劳教她们呢。”
【改变】
带着“自卑”的生活
当地一名村组长认为，公开处理大会“把小事搞成了大事”。
目击大会的理发店老板评价：“现在又不是‘文革’，哪怕上访户违法了，这也严重侵害了人家名誉。”
据李志民介绍，公开处理大会改变了他们一家的生活。他说，开完大会那几天，段定梅夜里无法入睡，躺着时会突然浑身哆嗦。
三天三夜，段定梅除了发呆就是写材料。
3月9日，因为电视台的事，段定梅清晨6点多就出发去西安。“那时间人少，我选了条人少的路。”
段定梅、乔转丽都说，现在最不想见的是亲人，一看见，眼泪就在眼里打转。
段定梅称，至今她没主动到任何一个亲戚家、同学家、熟人家串门，“我感到自卑”。
村民李长茂说，没出事前，段定梅常去村口打麻将，但出事后，他只在村里见到段定梅一两次。
段定梅说，那件事后自己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必须出门则希望遇到越少的人越好。有次她听见两个女人嘀咕，“好像是给这个女的开的会”，眼泪一下就涌出。
“我根本无法面对孩子。”段定梅被公开处理后，15岁的儿子辍学。李志民要在县里帮他找个工作，他不答应，宁可天天奔波去渭南打工。
事过几个月后，8月初，段定梅跟儿子进行了一番长谈。儿子说，妈妈“上大会”是他辍学的直接理由，不过更早的时候，2008年底，段定梅在街上贩水果被城管逮住把水果踩得稀烂，他当时就想不上学去打工，“就不会让妈妈这么难过了”。
47岁的乔转丽称，自己“上大会”后，一家人整天唉声叹气，不大说话。她说，曾经陆续有人给大儿子介绍对象，大会后再没人上门了。在西安上学的小儿子劝她别再上访，说同学们听说处理大会的事后，都在问他，“你妈妈做了什么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