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竹立家认为，公车治理之困的一个关键环节在于，使用公车的都是领导干部，但他们带头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绿色出行做得不到位。
竹立家还考察过国外的公车管理。他说，在国外，一旦被发现滥用公车，将面临被开除的“灭顶之灾”，“因为他们认为，公车私用、滥用公款这样的特权腐败严重影响了执政党的形象，普遍会给予很重的惩罚”。
“但在我国，一般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发现滥用公车的，一般给个警告处分完事。”竹立家说。
而且，我国目前还没有一套能和国外看齐的规范的公车管理制度。
竹立家说，在韩国，公共部门用车的市场化程度很高。而在日本，为管理公务用车，市政委员会成立了公务用车办公室，下面有专门的管理委员会，“去哪里、干什么、多少人去、用什么车，都有对应的制度。需要用车，可以在网上或电话预约，如果暂时没车，可以通过办公室到市场上租”。
建议
公车改革多算算“政治账”
取消公车是最终方向
“要把公车治理作为改进作风的一部分，作为消除特权腐败的一部分。”竹立家认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是否真正下决心治理，关系公车治理的成败。
对于不少人提出的“公车改车补”的建议，他表示反对。竹立家说，公车改革的实质是一场价值理念革命，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
“作为公仆，作为公务员，就不应该用公车上下班。”竹立家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除国防、安全、外交、执法方面的用车和少量国家领导人用车外，一般性公共事务所用的公车，全部通过社会化和市场化来解决。“不能换一种形式，把公车合理化。”竹立家说，“取消公车”是最终方向，不能动摇。（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