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辅成说,目前该村组有职业渔民246人,现在还捕鱼的只有60人,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都在捞猪。记者在今年3月14日-3月16日采访了8个渔民,他们要么正在捞猪,要么已经捞过猪。
徐玉妹去年参与捞猪,两人一条船,一人划桨,一人捞猪,两人一天一共可得收入300元。但她只捞了4天,“太臭了,不想捞。”陈巧根坚持下来,他仍担心村委会是否会给到150元/天。记者问徐伟捞猪好还是捞鱼好,他说:“赚钱就好。”
河水受到污染,鱼类鲜见,渔民们不再以捕鱼为生,而是捞猪。当记者把这个有点荒谬的问题提给李辅成时,他的脸色变得异常认真、严肃。
他从信访资料中找到一份“外荡水面使用证”,他们村有水面3556亩,“渔民拥有水面和农民拥有土地一样。”他指着这本1986年颁发的证书逐字念,“自发证之日起,本证确认的使用权属受法律保护,长期不变。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随意变动和侵占。”随即他抬高声音说,“现在水都污染了,我们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2011年,李辅成向镇政府请求政府给渔民安排河道保洁的工作。
河道保洁原本不是承包给渔民,现在都包给了渔民,承包规格是:2000元/公里,4个人承包20公里,算起来每人一年能赚上万。今年承包价涨到3200元/公里。
渔民10天或一周清理一次所承包的河道,他们只负责打捞白色垃圾,捞垃圾时会经常碰到死猪,但渔民们不会打捞。原因之一是渔民捞了没地方放——岸上是农民的地。
为让河面干净,保洁员把死猪藏在水草里。等到死猪多得藏不住了,村子里的捞猪船队就过来大批量打捞。有的渔民就加入捞猪的专业队伍,毕竟捞猪一天下来可以获得100元或150元的收入,而从事河流“保洁”工作,则每天只能拿到80元。
陈巧根独居在渔民宿舍,宿舍门前的河道里停着一条捞猪船。捕鱼的网晒在草地,久不使用。他觉得,捞猪,渔民比农民有优势,因为渔民熟水性,懂驾船和拉钩技术。
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工作另一个不利的地方——当他捞完死猪到镇上打的士,身上淡淡的猪尸味,让出租车司机不自觉地面露难色。
农户的考虑建死猪无害化处理池,成本太高
养猪户对自身利益的过分考虑,政府监管的无奈和投入的不足,成就了一河死猪
当最反对养猪的渔民,也渐渐接受了捞猪的事实,污染河流的恶魔,就失去了它的最佳敌手。
3月14日下午,记者希望租一条船去采访捞猪。渔民徐玉妹帮记者联系了4户开船的渔民,记者的租船要求遭到拒绝。
3月15日早晨,记者在丰北渔村租船,依然没有人愿意出租。
河边洗衣服的年轻女孩、浜前煮猪食的老人、桥上溜达的路人,记者发现他们似乎没有多大兴趣谈论河流污染问题。
面对发展养猪业带来的污染问题,当地政府其实一直在努力改变。早在2003年,当地就提出养殖应适度集约,粪便应集中处理。对于养猪户乱扔死猪和偷排猪粪的问题,当地也曾花了很大力气追查。但在许留根看来,乱扔死猪、偷排粪便问题,政府不可能管好。“养猪的主要是散户,政府不可能时刻派人盯着养猪户,他们或许对河流污染的问题重视不够。”
3月上旬的一个傍晚,许留根在民丰村亲眼看到一个农户提着一大塑料袋猪去浜里扔,他呵斥后,对方又提回去了。陈巧根说,有一次他捞到一头死猪,尸体上还绑着块砖头。
3月13日,养猪户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称,乱扔死猪因为“死猪一点用处也没有,反而有很多烦恼”。养猪户忌讳死猪,在波动的猪价面前,他们不希望自己死猪成为一个不利的竞争因素,自行处理死猪的成本又太高。竹林村去年新建了一个100立方米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池,投资12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