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度市国土局土地征收科科长袁延斌认为，村委会签了协议书，证明村委会同意征地。至于村委会是否征求了村民意见，不在国土部门的审查之列。
业内人士表示，工业用地还是住宅用地，背后存在巨大的价差。一般来说，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只有住宅建设用地的一半不到。“挂羊头、卖狗肉”，低价收购—转变性质—再高价出让的曲线是常见伎俩。只要改几个字，就能少给村民补偿款，政府多收卖地钱，辗转腾挪出巨大的逐利空间。
不过，袁延斌认为，农用地征用后，就变成了国家建设用地，只要符合城市建设规划，建什么都是合法的，不能等同于擅自变更土地用途。
监管缺位，基层干部以地谋利多发
从震惊全国的乌坎事件，到深圳20亿身家社区干部，随着土地价值不断增长，涉地腐败、与开发商合谋攫取集体利益成为村干部违法犯罪的“重灾区”，监管弊病不断凸显。
“一再发生的征地恶性事件，暴露出在中国当前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基层民主监督的缺失，以土地为核心的农村集体资产很可能被村干部自由支配、甚至沦为谋私利的工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说。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表示，“要防止侵害农民利益，必须在完善村务公开上下功夫。”一些专家表示，虽然村集体自治，也应普及村干部离任的审计清单和责任追究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农办主任陈锡文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总是有限的，不能一年年持续卖下去。“仔卖爷田心不疼，卖地发家的方式该改了。”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表示，在单轨制的土地流转制度下，土地征收——出让的过程掩藏着暴利，而基层自治的不完善、不公开和不规范，给部分开发商、个别基层政府和干部通过搅混水捞取暴利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暴利驱使下，暴力开道就成了铤而走险者的选项。村民杜伟峰说，为了让他们尽早腾地，“‘他们’打伤过村民，破坏过村民的玻璃、汽车。”
在村主任等人被刑拘后，不少村民拍手称快，村里还有人放了礼炮；也有人“惊魂未定”：村主任指使人纵火，背后还有没有人指使村主任？（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