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统计倒闭企业的数量，起码已有上万家企业倒闭或者停业。”北大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告诉京华时报记者，晚会等演出行业极为分散，大到一些城市举办的大型晚会，小到一些乡镇举办的微型演出，都会有不同的公司承办，此前这个行业起码有一半以上的市场是由政府包括国有企业埋单。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市场预计有数十万家演出公司，在中央限制“三公消费”等政策影响下，行业受冲击非常大。
公款催生异样繁荣
政府和国企的买单，支撑起了演出市场多年的异样繁荣。
中国歌剧舞剧院是文化部下属曾经演出生意最好的单位。连续八年收入第一，最多一年400多场演出，2012年营收1.6亿元，去年营收1.3亿元。
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张亚峰在位于南三环方庄的办公室里对记者回忆着往日的幸福时光：以前全国各地什么节都邀请大型文艺团体演出，全国好几个地方举办的好几个梨花节、菜花节。菏泽有牡丹节，洛阳也有牡丹节。还有好多药材交易会也要搞大型文艺演出，所以接连不断地邀请中国歌剧舞剧院前去演出。这些重叠的节日，都与旅游挂钩，与地方政府的政绩挂钩。那时不少歌舞晚会多年无创新，都是找个名人，加个伴舞，找几个老歌改改，荡几个秋千搞几个装置。这样演出的邀请都接不过来。
让演出商史丽曾经大赚一笔的不少经验就来自于她曾经供职的央视《同一首歌》演唱会剧组。史丽说，最辉煌的时候，《同一首歌》的演出费达到800万人民币，全部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支付。所以史丽深知要想赚钱，就要抓住政府和国企这两个大金主。
“我的公司靠的是关系，不做商演只做国企和大型民企的年会和活动。”史丽回忆，“以前国企真敢花钱，前两年有一年春节前，一家大国企要办年会，非要请一家部队文工团唱民歌的男明星，平时那男明星一场演出也就20万出场费，可是这回非要35万，我心想这人狮子大张口，干脆不请他了，就成心跟这家企业报价40万，觉得这么贵肯定就把企业吓回去了。没想到这家国企的女老总就喜欢这位明星，一口答应下来了，结果我还多赚5万。”
大型房地产企业也是文艺演出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有一家大型房企的项目开盘搞演出，企业老总最崇拜毛泽东，当时电影《建国大业》正在火热上演，他让我必须给他请到影片中毛泽东、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扮演者。我说这些人都是大牌，需要问问人家的档期啊，这家房企老板说‘没事，开盘时间等这三位的档期都合适再开始’。”史丽回忆，“扮演毛泽东的演员很随和，一个月后回国参加了活动，还念了诗。本想邀请扮演蒋经国的演员唱首歌，可是我联系的是他的影视公司而不是演出公司，结果‘蒋经国’只能在演出中说说话，我还得重新和他的演出公司协调，最终搞定。而蒋介石扮演者最反感和房产商有关的商业活动，不想来，房企老板以为是价钱问题，告诉我说多少钱都没问题，我心想要这么说‘蒋介石’更不来了，所以只能从友情上打动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办成，请到了‘蒋介石’。”
国家京剧院艺术发展中心主任宋小川说，以前每到年会，各大企业包场很多，一场京剧演出，京剧团的报价至少十万起步，每天国家京剧院业务处来约演出的电话不断，业务人员根本不出门。“演一场《红灯记》总共七八十口子，再少就该亏钱了。不过我可知道其他艺术团的报价，东方歌舞团一般三十万起步，一位中国顶尖的女民歌演员的一场音乐会是两百万。”
喜欢京剧的老板花钱，有时请员工看戏。另一个带来钱的途径是生日与堂会，这和一百年前京剧演员的赚钱方式几乎没什么区别，“例如大公司过生日，老板过生日，大机构过生日，上司过生日，京剧演员都要去唱堂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