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无穷”，谈到去年参加的一次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一向以理性著称的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用了这个颇有些感性的词。
这位全国政协委员感慨：在自己7年多的参政议政经历中，那次双周协商座谈会“最令我难以忘怀”。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施杰律师，他记得第一次参会时，“心里很紧张”。
给这些政协委员打下难忘、紧张甚至回味无穷烙印的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是全国政协一种全新的协商形式，第一次召开的时间是2013年10月22日。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双周协商座谈会已成为中国政治协商民主的经常性平台和重要品牌，是全国政协一张闪亮的名片。
在3月3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上，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表示，“要搭建好机制化、常态化的协商参与平台，坚持和完善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专题协商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积极开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他特别强调，“努力提高政协协商民主实效”。
如今，每隔一周的周四对全国政协来说，有着某种程序性的意味。这一天，按照惯例，全国政协礼堂大厅里会举行一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俞正声主持会议。公众会在当天的新闻联播中看到会场画面。
在迟福林委员看来，“小切口、大问题”是双周协商座谈会的显著特点。“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废弃物”，这个听上去很“小”而且专业的题目，曾经登上了这个全国层面的协商平台。实际上，看似“小”的水泥窑话题实则与转变发展方式的宏观经济大背景紧密相连。
在那张蕴含着沟通对话、平等协商意味的棕红色椭圆形会议桌前，厉以宁、李毅中和陈锡文等经济界知名人士，为改善宏观调控建言献策；马云、李彦宏等中国互联网领军人物，围绕政府如何支持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与推广，积极发声。
更多与老百姓利益攸关的民生问题：优化大学毕业生创业就业环境、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型养老护理模式建设、建筑工人工伤维权等，都被摆到桌面上热烈讨论。“这些都是紧扣时事热点，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以促进解决实际问题。”施杰评价。2014年，全国政协共举行19次双周协商座谈会，近400位委员参与进来。
讲真话、道实情，成为迟福林委员对双周协商座谈会的最大感受。会场上，几乎没有客套寒暄，直接切入正题，不能干巴巴念稿子。一个细节令施杰委员印象深刻，在听委员和专家发言时，“俞正声主席经常会插话、询问细节，参加讨论”。
激烈的交锋曾在双周协商座谈会上演。围绕核电和清洁能源，几位专家你来我往，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激烈处，会议主持人俞正声笑着“维持纪律”：“我们是只交锋，不争吵。”
让迟福林委员耳目一新的是，这种协商绝非“说说而已”，参会人员的身份更是体现了“协商”不打折扣的意味，每次座谈会的人数规模在20人左右，有政协委员和顶尖专家学者，还有涉及相关议题的国务院部委负责人——各个环节的利益代表都在场。
“在全国政协主席的主持下，委员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集中到一起，就某个问题进行讨论，可以随时插话，协商很有实效。”迟福林说。
过去，由于常态化参政议政平台缺失，如何让政协人才智力密集的优势得到更好发挥，令一些委员深思。
作为老委员的施杰，以往的参政议政形式是每年在全国政协会上提交提案，然后等待相关部门回复。而在双周协商座谈会上，他可以直接跟国务院相关部委负责人对话和协商。他切身感受到，这种新的协商形式“拓展了委员参政议政的广度和深度”。
讲出真话、道出实情，就需要双周协商座谈会的内容“接地气”。迟福林委员清楚记得，为了调研“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议题，全国工商联历时两个月，分成6拨人，跑了15个省市了解一线情况。
协商的意见到底管不管用？对此，姚明委员更有发言权。在去年4月的一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中，他发言呼吁取消赛事审批，让市场主体自由投资赛事。
这一呼声很快得到回应。去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部署，决定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实际上，多场双周协商座谈会的相关建议已被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纳。
第二次参加双周协商会时，施杰委员不再感到“紧张”，还在自由讨论环节“抢麦”发言。在他看来，参与双周协商座谈会等更多形式的民主协商活动已成为一种参政议政的新常态。(陈璇 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