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时，顾方舟在家中阅读。
大洋网讯 2019年1月2日凌晨三时，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顾方舟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顾方舟一生致力于脊髓灰质炎的研究、预防和控制，他更是消灭我国小儿麻痹症的先驱者之一，被称为“糖丸之父”。据悉，1月8日上午9时，顾方舟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举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曾在国内大范围暴发，造成大量儿童瘫痪甚至死亡。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研究所主事者之一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前往昆明，在山洞中建所、在西双版纳密林中冒着生命危险捕猴、更不惜让自己和长子以身试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顾老带领着一代知识分子，用一颗糖丸，消灭了一种疾病。
2000年，经世界卫生组织证实，我国已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92岁的顾方舟曾向《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的作者范瑞婷感叹，他们这一代人的奋斗已慢慢成为历史。但他们的历史里，仍有光。
北京协和医学院原党委宣传部长刘静：
“他从不埋怨受过的苦”
顾老一生谦虚低调，如非他人主动问及，鲜少会提及自己的过往。大众所了解到的他的生平故事，多是通过《使命的召唤》《顾方舟口述史：一生一事》这两本新旧传记。近日，记者专访了顾老的生前好友刘静，以及两位传记作者徐源和范瑞婷——在大众眼中那位有着一生汹涌的顾方舟，私底下也不过是一位孝顺慈爱的普通老人。
家人陪同走完后半程
1月6日，刘静睡得很晚，直至7日的凌晨三点，她还在回复记者的信息。当天，北京协和医学院内部召开顾方舟缅怀会，院校长王辰及党委书记李国勤亲自筹办。下午两点，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及北京协和医学院原校长巴德年、刘德培都出现在了会场，追忆顾老往昔。“气氛尤为庄重、肃穆”，刘静缓缓地说。
刘静退休前曾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原党委宣传部长。2018年底，顾方舟生病住院期间，刘静曾多次去医院探望。
顾老是在夫人李以莞和子女的陪同下，安详地走完人生后半程的。自顾老生病住院后，他的子女便从国外赶回北京，开始轮流照顾父亲。“他们家庭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家庭。”刘静说。
顾老是一位慈父，而他的夫人李以莞也是一位慈母。刘静回忆，此前为了筹备《使命的召唤》及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资料采集”项目，她曾多次带着学生，前往顾方舟家中：“对于我们的工作，他总是说‘全力配合’。每次李老也总是用家中的瓜果饮品热情地招待我们。他们是一对非常好的夫妇。”
此生有两大遗憾
尽管顾老总说“此生无憾”，但对家人的愧疚，却终究伴随着他的一生。刘静透露，顾方舟心中有两大遗憾。
1958年“脊灰”暴发后，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了脊灰疫苗的研究生产，生产基地在云南昆明玉案山一个名为“花红洞”的地方。
2011年，刘静曾随顾方舟去过位于昆明的医学生物学研究所，“那里如今已经是一片鸟语花香了，如果不看历史照片，你几乎想象不出当时那里的环境有多恶劣。”
刘静描述，花红洞起初是隐蔽在一片热带雨林之中，洞口高约三至四米，宽约三四十米，愈往内空间愈狭小，环境潮湿阴暗，但是他们最初就居住在这里。为了完成对研究所的基础设施建设，顾方舟不得不和一帮研究所科研人员拿起了铁锹铁铲，伐木、修公路、一砖一瓦修建房屋和实验室。刘静透露，当时实验室、办公室都是他们自己建的，甚至包括厕所。
“当年很多科研人员都是携家带口在昆明共同建设研究所，顾老也是带着自己的妻子、孩子以及母亲一同迁往了云南昆明，一家人一起吃苦。”但山上没有学校，子女们无法入学，科研人员不得不一边做研究，一边自己建学校，因此这些孩子都没有受到过系统良好的教育，“所以这是顾老一生的遗憾”。
而顾方舟的母亲周瑶琴则于1967年，在顾老被研究所停职后不久离世，“这也成了顾老心中的痛”。
但对于这些苦，顾老却从没表现出任何不满，刘静说：“顾老在意的从来不是个人荣辱，他反而遗憾自己做得还不够，没能救更多孩子。”
北京协和医院医师徐源：
“他是一个感性的人”
徐源此前接触顾老是在六年前，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采访顾老之后，协和医院校方决定出一本有关顾方舟的个人传记，彼时还是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学生的徐源成为了执笔者，在学校老师刘静的牵线下，他连续两年探访了顾方舟及其同事、好友。
提及母亲便会落泪
徐源回忆起第一次到顾方舟家中的场景，当时他携带了一本收录了诸多老照片的相册，原本想借机询问一些顾方舟参与科研的艰辛过往，却不料翻开相册后，老人却摩挲着老照片，指着影相中的人一一辨认，讲起了他们的故事，至于自己科研上的艰辛，也只是浅言辄止，两句话作结。
在徐源的印象中，顾方舟是一个颇为感性的人。“我的母亲是助产士，恰巧顾老的母亲也是助产士，访谈期间我只是提及了一句，他的眼泪顿时就‘吧嗒’掉下来了，之后久久不再说话。能感觉到，他非常思念自己的母亲。”
徐源在采访顾方舟同事赵枚时曾聊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顾方舟一众人生活、研发生产病毒疫苗的地点都是在昆明一处僻远的山洞中，物质匮乏到只能食野菜。每逢礼拜天，顾方舟都会背着袋子下山，去昆明的市场上为母亲采购食物，“当时我们困难到买白菜酱油都得去昆明买。有一次我们采购完毕后坐上卡车准备回家，大家在车上展示今天的饭盒，我买到饺子了，然后对顾方舟说‘你尝一个’，顾方舟舍不得吃，想要留给母亲。他对母亲非常孝顺，对我母亲也是非常关心。”赵枚称。
顾方舟幼年丧父，其母周瑶琴以一人之力，艰辛抚养起四个年幼的儿子。顾老曾说：“我学医是母亲的心愿。母亲常说，当医生是人家求你治病，你不要去求人家。”但大学毕业后，在严镜清老师的影响下，顾方舟放弃成为外科医生，转而投入到病毒研究之中，“我违背了母亲的嘱托，但是公共卫生多重要啊，做好了就是一大片受益”。
正如其名，顾方舟用他的一生“渡”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
“不应止于以身试药”
“这几天朋友圈都在缅怀顾老，主要是因为糖丸上也承载了幼时的记忆，我觉得很感动，又觉得怀念不应止于此，不应止于‘以身试药’的壮举。”徐源缓缓说，作为80后一代，“糖丸”承载着的不止童年，更有一种使命的力量。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顾老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带着强烈的使命感留苏学习，回国后筚路蓝缕，举步维艰，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也是在这样的使命感下，他们在昆明的荒凉山洞里挖建研究所，自己亲手整地、搭建恒温实验室，在西双版纳密林中亲自捕猴，冒着瘫痪风险给自己和孩子先后以身试药、率先提出活疫苗技术路线……提及那些过往，徐源既感慨又遗憾。他称，顾老个性谦虚，如非特意询问，鲜会主动提及当年的艰辛。
2016年，《使命的召唤》一书完成，当时的顾方舟已90岁，依然关心社会。徐源透露，“此前顾老还与我讨论过学术造假问题，他就很严肃地说，这种事情绝不会在他那里发生。”
“顾老那一代人对祖国的赤诚和对医疗事业的执着，是可以穿过历史的帘幕，穿过重重喧嚣，启发我们这一辈年轻人的学习和思考。”语罢，徐源的声音有些哽咽。
他说，其实学校在2016年之后曾再次启动过相关项目，刘静老师等对顾老及当年的身边人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走访，“我本想等资料集齐后，再重新补充修订顾老传记，没想到顾老已先一步驾鹤西去，实在痛惜。”
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范瑞婷：
“他的晚年非常平静安详”
五年前，在一次计划免疫主题的公益广告拍摄中，范瑞婷结识了顾老。从2013年到2018年期间，范瑞婷曾接连多次前往顾方舟的家中进行访谈。直至2018年5月，《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一书方才得以出版。“其间一直在修改完善，中间顾老的身体已不算好，每次前去看望，他都越来越消瘦，我们不愿多打扰。2018年年初，顾老还曾因肺炎住院，这让我们很揪心。”
与李以莞相濡以沫
范瑞婷称，顾老的晚年非常平静安详，家中偶有前来请教工作学术方面的晚辈。“每次他都是坐在家中阳台的沙发上。他养了一阳台的花，每天喜欢坐在那里看书、看报、看电视新闻。顾老晚年都时刻关注着国家国际大事，尤其是现在的计划免疫等方面的消息。”范瑞婷称，顾老的晚年非常平静安详。尽管子女不在身边，但却与夫人李以莞相濡以沫，“李老会帮他审校文稿；每次访谈，他也得要老伴儿在旁才安心。”
“顾老很谦和，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却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做的不算什么，像钱学森他们才难呢’。”范瑞婷说。
“用别人的孩子试药不仗义”
范瑞婷称，在做口述史访谈的过程中，她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两件事。
顾方舟1951年留苏学习期间留影。
一件是顾方舟前往前苏联学习的故事。“虽然事情过去很久了，但说起当年，顾老还是很激动。当时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为他们饯行，顾老当时还很激动地去敬酒。他说，‘自己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恩情和希望’。”一去四年，学成方归。
另一件便是1959年，顾方舟一行前往前苏联考察学习脊灰疫苗的情况后，在活疫苗和死疫苗的争论中，结合我国国情，率先提出了“我国不能走死疫苗路线，只能走活疫苗路线”，事实证明，顾方舟是对的。
“而至于始终为外人所惊叹的‘携子以身试药’一事，顾老也只是说，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如果用别人的孩子做试验，太不仗义了。他的太太和母亲也是医务工作人员，得知此事，并没有怪罪他。后来实验室其他同事也让自家孩子参与了试验。”范瑞婷回忆道。
在书中，顾方舟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要说我有什么贡献，我觉得只有两个：一个是引进了活疫苗的技术路线，被国家采纳了，建立了实验室，建立了生产基地；第二个是有了疫苗，怎么来组织疫苗服用，这是一个大问题。”
范瑞婷说：“所有吃糖丸长大的孩子，都应该感谢顾老和他的同事，感谢他们让我们远离这种可怕的疾病；未来的孩子，也应该感谢顾老几代人的努力。是他们，让一种疾病成为历史。”
文、图/广报全媒体记者程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