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武汉10月24日电题：一杆枪、一根杖、一支笔——93岁老人熊子勋的信义人生
新华社记者 侯文坤
一种担当：他为了信念，陪战友舍身奔赴革命前线；一个承诺：他数十载不气馁，查清58个牺牲战友的下落；一份责任，他笔耕不辍，用文字传承红色基因……他是“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熊子勋。
一杆枪：毅然奔赴前线
微颤的手，拿起放大镜，翻开那本泛黄的《黎明的钟声》，熊子勋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我15岁参加了八路军，流过血，受过伤。”因战乱，出生于山东省蒙阴县的熊子勋小时候流浪了五六年，“仗打得越多，我和战友心中也就越清楚为了什么而战了：不仅要自己吃饱肚子，还得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
1948年，21岁的熊子勋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完解放谷城县战斗后，留在了谷城县公安局工作。然而，不久后的一场暴乱，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熊子勋回忆，1949年3月23日深夜，躲藏在谷城县西南深山的国民党残部、土匪，在该县紫金区(现为镇)沈家垭子发动武装暴乱，杀害了当时的紫金区区长和不少干部群众，掠走大量物资。
暴乱发生后，谷城县独立营第3连前去剿匪，但在紫金区茶园沟遭到匪徒伏击与围攻，全连下落不明。由于熊子勋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谷城县委任命他担任紫金区区长，率领部队再次进山剿匪，并寻找3连下落。
“3连战友中，有和我一起乞讨谋生、一同参军、一同南下的3个老乡。”熊子勋说，可他带着队伍走进茶园沟时，不禁两腿一软，跪倒在地上：荒草中到处散落着解放军战士被炸破、被撕碎的衣袜，树叶上染着鲜血……这里曾发生过惨烈的战斗，战友凶多吉少。
悲愤中，熊子勋带着队伍战斗数月，谷城西南山区终得解放。可3连战士的牺牲却如刀刻般深印在熊子勋心里：“那是我的‘战区’，我是区长，他们的牺牲是我的责任。”
望着茫茫大山，熊子勋暗立誓言：“一定要找到这些战友的下落！”
硝烟散去。谁曾想，这一诺，他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去兑现。
一根杖：寻访牺牲战友
在熊子勋的家里还保留着当年进山寻访时的装备——满是褶皱的皮包和被磨得光溜溜的木棍。
1951年，组织上调熊子勋到省城武汉工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熊子勋过得并不舒坦。“这样的好生活，战友们却牺牲了，尸骨都没找到啊。”几个月后，他主动申请回到谷城，利用工作之余，寻找战友下落。
要查清下落，首先得找到那场战斗的人员名单。熊子勋辗转沈阳、湖南多地，花了近半年的时间，终于在四川寻到一位相关人员，找到了谷城独立营3连的人员名单。回到谷城后，他立即将名单上报县政府，并根据名册，以当年区长的名义，给70多位战友的家里写信，收到58封回信。从此，熊子勋便把寻找这58位战友，作为一生的使命。
为此，他多次深入谷城西南山区，搜集那次战斗的资料，比如救助过解放军伤员的，亲眼见过或听上辈人讲过解放军牺牲情形的村民，之后再根据各方资料和现场确认，弄清楚遗骸所对应的战友姓名。
“每次进山，用布包背上几个干馍馍，带上草帽、拐杖就出发了。少则两三天，多则半个月，住山洞、喝河水，双手磨出厚厚的茧子，磨破多少双胶鞋和衣服。”熊子勋的儿子熊安明拿起那根光溜溜的木棍回忆说，寻了多久，这木棍就跟了老人多久。
“有一次在进山寻访路上突遭泥石流，虽然捡回一条命，但为此一只眼睛受伤失明……”熊安明说，时间流逝，疾病和衰老让父亲深显疲惫，看不清、听不清、也记不太清了，“他曾两次立下遗嘱，零碎的记忆里说的仍是战友的事。”
就这样，数十年来，58位战友的牺牲经过、掩埋地被他陆续查清。
一支笔：传承红色基因
“父亲平时省吃俭用，把钱用在寻访路上和资助牺牲战友家属。”熊安明说，身患重病的他不愿花公费治疗，12万元的心脏支架手术他不做，控制病情的贵重药物他舍不得吃。
“兄弟们都牺牲了，我要是享乐，我没脸面对他们！”熊子勋说。
为纪念战友，熊子勋开始写书。从1979年至2003年，他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50多万字的初稿。2008年7月，30余万字的《黎明的钟声》正式出版，同时也完成了58位战友的追烈工作。
“希望年轻一代记住历史，珍视今天的幸福生活。”1990年，熊子勋离休后被谷城县实验中学等多所中小学聘为校外辅导员，他还联系5名离退休干部成立“义务宣讲团”，义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熊老还主动担任学校图书协管员，捐赠积攒多年的书籍，还自费订报纸、杂志供青少年阅读。”谷城县城关镇中心学校校长郭世周说。
离休后的20多年里，熊子勋顶着疾病困扰，坚持为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60余场次，进行有关政策宣传50多场次。
“现在讲不动了，但历史就在这书里，会一直传下去。”熊子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