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责任年龄降或不降，都宜用数据支撑
专栏
刑事责任年龄降低与否，需要更多基础数据的论证，而不是个案中的情绪化论证。
最近几年，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格外引人关注，全国“两会”虽然已经落幕，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停止。在今年的“两高”工作报告中，有关未成年人议题也着墨颇多。例如，最高法进一步完善少年司法制度、最高检落实防治校园性侵“一号检察建议”等等，都意在用法治呵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与此同时，也一直有人呼吁，针对目前出现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特别是恶性犯罪案件，应该进一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这是近几年的热点话题，其降低与否，都能引来争议。无论是选择降，或者不降，皆会招致对立面的激烈炮火。
“由刑罚来惩戒已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之犯罪未成年人，意在惩恶扬善，督促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顺利复归社会”
面对部分撕裂的社会舆论，当下尤其需要顺渠堵漏、求同存异，以寻找和建构未成年人犯罪防治路径的最大公约数。
对犯罪未成年人施以必要惩教，既顺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及矫正规律，亦符合公众对公义公平之司法认知，这可能便是探讨刑事责任年龄的出发点与终结点。正是基于这个共识，由刑罚来惩戒已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之犯罪未成年人，意在惩恶扬善，督促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顺利复归社会。
首先，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标准并非始终如一、一成不变，而是随具体国情和司法理念之发展而不时进行调整，特别是结合未成年人心智特征及民众刑罚观，以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刑事责任年龄的具体设置点，需要进一步科学和规范地进行探讨，但这本身并不构成对刑事责任年龄调整的障碍与预设前提。
其次，关于论证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降低与否，目前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基础数据，特别是关于较长时期内整体及特定犯罪形态与变化的相关数据。
“调整刑事责任年龄，应通盘考量案件性质及发展变化的未成年人心智，以实证、理性及务实的态度来研判其可能性”
在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实际上牵扯到几个责任年龄的调整，包括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已满16周岁）、相对无刑事责任年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等八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不满14周岁）及减轻刑事责任年龄（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
因而，调整刑事责任年龄，绝非仅仅只是降低14周岁那样简单，而应当对此有全面统筹的认知。应通盘考量案件性质及发展变化的未成年人心智，以实证、理性及务实的态度研判完全刑事责任年龄、相对无责任年龄、绝对无责任年龄及减轻责任年龄调整的可能性及其幅度。
目前舆论热议的刑事责任年龄，可能主要聚焦于相对无刑事责任年龄上，比如有人主张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从14周岁普降至13周岁甚至更低。于是乎，相关问题将接踵而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受限于目前所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所犯八种犯罪之限？对犯罪类型是否需要增删？围绕这些入罪化及除罪化问题，几乎皆缺乏基础性数据特别是纵观性数据支撑，无论是降低还是究竟降到何处适宜。
简言之，我认为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降低与否，应该是个开放性的问题：刑事责任年龄不是不可以调整，但应在基础数据详细、有把握的前提下去合理评估与科学权衡。
□张鸿巍（暨南大学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