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让人知道是我说的。”“别写进去啊，咱可是兄弟，我才跟你说这些的。”“领导可能嘴上不说，但会给我小鞋穿。”
如今，“不提名字”已经成为不少干部打开心扉讲真话的前提。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干部在面临各类采访或询问时，不管主题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希望能在事后的新闻报道或者调研报告中隐去名字。在基层，干部“匿名化”倾向正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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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内容是正面还是负面，
都别提名字”
半月谈记者在东部某省份采访，随机找到一名乡镇干部，了解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情况。记下这位干部的姓名职务，半月谈记者写稿时，地方却来商量：先别提这位乡镇干部的名字，要在稿件里突出当地镇长。
半月谈记者不禁感到诧异，因为这是一篇反映正面典型的稿件，按理说，采访哪名干部，就写哪名干部的名字。然而事实是，即使涉及正面典型的采访报道，也存在一些基层干部姓名被“顶替”、被“匿名”的现象。
在报道东部某地经济发展时，半月谈记者采访了当地自然资源局、文化和旅游局等多位局长，采访完后，地方宣传部门负责人却“提醒”半月谈记者：“尽量不要出现局长的名字，全部换成相关负责人。”
原来，宣传部门担心个别领导会因为多了谁或少了谁的名字而“有意见”，故保险起见，所有人的名字都不出现。
而当基层干部接受媒体的调研采访，特别是涉及困难和问题时，更不敢公开表达意见。不久前，半月谈记者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关于少数地方统计数据“掺水”的报道，一位县长很快留言“上面层层加码，基层情况确实如此”，不到一分钟，这条评论就被火速删掉了。
出于保护受访者的需要，半月谈记者往往会尊重受访者的“匿名”请求。报道刊发后，不少基层干部纷纷点赞，认为写到了大家的心坎上，但敢在朋友圈转发的寥寥无几，个别干部一时兴起评论几句，也会连忙删去以防有人对号入座。
然而，当半月谈记者过一段时间再次见到匿名受访者，问起原有痛点、问题解决得如何时，往往会得到“还不是和过去一样”的丧气回答。
就这样，一种新的治理悖论渐渐形成——越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越需要匿名反映；越是匿名反映，问题往往越难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长此以往，基层干部期待落空，变得“无力吐槽”，甚至“佛系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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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匿名化”折射基层治理两个困局
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接受采访时，往往希望隐去名字，以“相关干部”或“相关工作人员”自称；也有一些基层干部姓名被顶替。或主动、或被动“匿名”，折射出当前基层治理的两个困局。
一是问责泛化，担心被追责。“提意见就像迎风吐口水，吐自己一脸。”一位基层干部无奈地说，面对问题时，提意见的人很可能变成“接锅侠”，谁反映问题谁解决问题。一旦具名反映的问题引发关注，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难免会被问责，且面临问责泛化、加重的风险。
中部某市一位组工干部透露，当地在处理一起引起舆论强烈关注的热点事件时，一位上任仅3天、与事件毫无瓜葛的分管领导被追究领导责任，他认为这样处理不公平，帮忙从中解释，结果被上级批评不讲政治，差点儿也受到处分。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同一个问题，单位内部核查发现后，整改即可；问题被捅到上级，引来调查组，反映问题的干部因自曝家丑，很容易被“晾起来”；一旦反映到媒体，引发社会关注，首要工作是应付舆论，整改反成了次要任务，涉事干部轻则背负处分，重则罢官免职。如实具名反映问题，成为基层干部最不愿选择的一种方式。
二是评价机制不健全，情愿被顶替。做出成绩时，地方大多强调“都是领导重视、各级关心的结果，领导能力强”等等，把功劳推给领导；当问到自己做了哪些工作时，普通干部纷纷摆手，“咱就是个干活的，不值一提，别写我名字了”。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由于缺乏日常的考核评价标准，干好干坏取决于主要领导的评价。工作中，既不能抢领导“风头”，还要千方百计把“功劳”全部算到领导头上，给领导“争光”。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基层干部遭遇“匿名”，容易打击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明明是自己完成了工作，却在工作总结或对外宣传上移花接木，这样容易让干部寒心。”
此外，也有一些基层干部表示，一切按部就班就意味着“等、靠、要”，在一些光鲜政绩的背后，不排除是踩着政策红线干上去的。基层干部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心知肚明，甚至亲自参与了其中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一旦正面典型经不住时间考验，事后被曝出问题，参与干部就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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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对“匿名化”现象熟视无睹
山西大学社会学教授邢媛等受访专家表示，无论是反映问题时的不敢具名，还是凸显领导作用的被顶替，均应引起重视，不能对“匿名化”现象熟视无睹，要在深入剖析症结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
一方面，基层应树立“反映问题的落脚点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正确观念，对于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各地应主动对号入座，加强调研，摸清本地区本部门现状，不能等到具体问题暴露出来再紧急处理。
不久前，中部地区一名市直事业单位一改过去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的办法，采取匿名方式，在内部发起问卷调查，征集干部职工对于巡视整改的意见建议，这种方式受到职工广泛好评。
另一方面，上级在安排工作任务时，要么已经有了具体要求，一些文件甚至直接管到了合作社、村民小组，除了执行文件，留给基层的空间并不大；要么存在政策盲点，需要基层突破现有规定进行探索，但这也为踩红线埋下了隐患，把功劳归于领导的同时，也把责任一并送了过去。
专家建议，基层干部是基层治理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在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的同时，应鼓励基层干部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开展工作，在强调结果导向的同时，完善事中评价，让基层干部有更多获得感。
半月谈记者：梁晓飞 杨文 邵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