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对于中国核事业来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
50年前的这一天，在距离四川成都100多公里外的深山，一处代号“909”的基地里，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首次实现满功率运行，标志着核潜艇动力装置达到设计目标，可以投入使用。4个月后的1970年12月26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不止如此，陆上模式堆的建成也为新中国发出了核能第一度电，中国核电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设计并逐步建成多种类型的研究堆，包括全球领先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实现了核电由“国之光荣”到“国家名片”的华丽转身。可以说，中国核动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信心和底气，就是在909基地里浇筑的。
在我国核能第一度电发出50周年之际，记者跟随中核集团工作人员走进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动力研发试验基地，感受中国核事业发展的峥嵘岁月，探寻闪亮核电背后的精神力量。
白手起家：“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如今的909基地机关小院，绿树成荫、静谧美好，鹅卵石垒砌而成的灰色墙面，在阳光的照耀下透出一股古朴的味道。主楼正中悬挂的匾额，无声地诉说着这座普通小院那段极不寻常的历史：“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句话是毛泽东对我国核动力事业发展发出的伟大号召。当时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核潜艇技术，向苏联提出援助核潜艇研制的想法被拒绝后，毛泽东毅然决定“我们自己搞”。
但是，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表、附件达2600多项，4.6万多台件，电缆总长90余公里，管道总长30余公里。作为核潜艇心脏的动力装置，反应堆的研制更是难上加难。
1965年8月，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正式开始研制。为了核潜艇一次建造成功，必须先建一个环境条件一模一样的陆上模式堆进行模拟实验。于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八千军民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四川西南部的密林深处，在没有技术资料、没有援助专家、自然条件恶劣的条件下，开始为“巨龙”铸“芯”，为大国造“盾”。
“909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到909干什么？不知道。但我知道，祖国需要我。”当时，绝大多数人在接到任务时，并不知道要去哪里要去干什么，只知道一个代号叫909，但为国奉献青春、贡献知识力量是他们的共识。
机关小院里至今还留有一处信箱，上面写着“成都291信箱”。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通信地址，曾是八千军民与家人唯一的联络方式。而面对当地老百姓的询问，他们只是说自己属于“西南水电研究所”，来到四川发展水电。
中核集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以下简称“中国核动力院”)原总工程师黄士鉴向记者回忆：“当时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关于核动力装置的全部资料就是两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参加研制工作的几乎都是刚毕业的青年大学生，很多人所学的专业也与核不沾边，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学。”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设计人员和科研人员发扬大团结、大协作、大会战、大家干的精神与作风，白天搞研究，吃住在工地，晚上学习后，又接着工作。他们用计算尺计算反应堆结构，用手摇计算机轮流计算着物理公式，一遍遍的计算，一次次的试验，使反应堆堆芯结构、控制、物理、热工等方面的工作有了重大突破。
八千军民奋战实验基地，场面十分壮观，但生活却很艰难。
在909基地生活过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时候喝的水，来自稻田、池塘、河沟，喝了经常拉肚子，不少人还落下了肠胃系统的毛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用明矾进行处理，经常会发现一缸水用完，缸底沉淀起很厚一层泥；住房是“干打垒”——就地取材用石头和泥巴垒起来的房子；路是土路，在泥土上垫一层碎石块就成了路，当时人们笑称晴天是“洋(扬)灰”路，雨天是“水泥”路。
四年艰辛打基础，五年血汗始获成功。1970年7月25日，陆上模式堆核动力装置由自身的发电机供电，我国首次实现用核能发电。今年已经95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回忆道，当时有的同志高兴得跳了起来，欢呼：“真的看到原子能发电了！”一个多月后，陆上模式堆实现满功率运行，提前完成试验任务。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独立自主研制的中国核潜艇动力装置，共和国没有等太久。
接续奋斗：“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909基地里珍藏着这样一幅老照片：照片中科研人员正在安装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压力容器，一位脸庞稚嫩的年轻人员盯着容器，眼神里充满了憧憬与自信。容器外面贴着一幅字：“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提高核动力研发能力，陆上模式堆建成后，科研人员又乘胜而进，刻苦攻关，瞄准了开发反应堆的反应堆——高通量堆。据介绍，这种反应堆是可以通过对材料进行辐照试验，研制出反应堆燃料元件的设备，亦称“工具堆”。原本要进行3年的试验在高通量堆中仅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是独立自主发展核能事业的必需。
1971年初，高通量堆在909基地破土动工。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80年12月16日，世界上第三大、也是亚洲第一个建成的中国高通量工程试验堆投入满功率运行，中国具有了独立自主的核动力技术能力。
如今，高通量堆已经安全运行40多年，为我国核反应堆用材料、燃料的研究和辐照试验提供了重要手段，为反应堆的综合利用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积累了成功的经验。通过技术改造后，高通量堆可以同时满足多种需求的辐照试验和同位素生产。
“从陆上模式堆建成开始，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先后自主设计建成了多种类型的研究堆，为我国核电的自主研发设计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技术基础。”中国核动力院党委书记万钢认为。
随着高通量工程试验堆的建成，一个反应堆研发基地初步形成，一条山谷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核动力工程摇篮。
改革开放后，核电迎来了新的发展。1985年开工、1991年建成投用的秦山核电站，终结了中国无核电的历史。
当国家决定建设核电站时，从909基地走出来的人才和技术，为秦山一期核电站和后来的大亚湾核电站提供了支持，并完成了许多重要的试验验证。在秦山二期核电站招标过程中，中国核动力院最终在反应堆及主冷却剂系统设计任务中一举中标。
在此后近十年的建设过程中，中国核动力院既承担工程设计也承担试验验证及科技攻关，在核电站反应堆及一回路系统等领域为我国核电自主化的重大跨越做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了解到，秦山二期核电站并网发电以来，其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表明中国具备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营大型核电站的能力。
迎难而上：“我们解决了一个个卡脖子的问题”
在909基地深处一个苍翠掩映的院子里，有一座已经废弃的二层小楼。不起眼的楼内会议室里，曾发生过一场影响中国核电发展方向的讨论。
1997年，时任中国核动力院副院长的张森如与20多名科研人员在此讨论着中国自主百万千瓦级核电方案的主要技术参数，“堆芯如果受制于外国，自主核电就无从谈起”，所有人对这一认识深信不疑。
这次激烈的研讨会，创造性提出了“177堆芯”的概念。“177堆芯”是我国三代核电区别于国外技术的最主要特点，这种设计在国外通用的157组堆芯基础上，每边增加5组元件，4边共增加20组元件，形成177组堆芯的创新设计。使得堆芯换料周期由通常的12个月延长至18个月，将电厂可利用率提高至90%以上。
“通俗地讲，‘177堆芯’就是‘华龙一号’的灵魂，相当于给汽车搭载上了发动机。”中核集团“华龙一号”副总设计师刘昌文表示，“华龙一号”的这台发动机，完全是我国自主设计的。
由于堆芯结构发生变化，一系列主要设备都需要重新设计。设计人员又瞄准核电寿命要求，改进了压力容器设计，使核电站能够运行60年之久。
“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刘昌文介绍，从基本概念形成，到一系列重大设计改进课题的研发、试验、验证和攻克，再到工程方案的优化和完善，“华龙一号”技术研发走过了近20年历程。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华龙一号”从概念提出到工程建设，意想不到的问题接踵而至，刘昌文讲了这么一个小故事——
蒸汽发生器被称为“核电之肺”，以往大型核电站的蒸汽发生器的设计技术及知识产权掌握在美国、法国手中。在“华龙一号”设计早期的一次谈判中，相关方面打算向国外公司购买三代核电蒸汽发生器技术。然而，无论如何谈判，对方始终坚持如果将来使用这种蒸汽发生器技术的核电技术用于出口，必须经过其同意。
“当时就很生气。”刘昌文用了一个类比告诉记者，相当于给车买一个轮胎，结果轮胎商不允许这辆车出口，“这也是促使我们研发一些核心设备的重要动力。”
从那时起，中国核电人更加坚定了研发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的决心。中国核动力院副院长吴琳介绍，中国核动力院此后开始自筹资金，组建攻关团队，从事蒸汽发生器设计研究近30年的专家张富源担任攻关组组长兼专家组组长。仅仅27个月后，用于“华龙一号”的第三代核电ZH-65型蒸汽发生器问世。“我们解决了一个个卡脖子的问题。”吴琳自豪地说。
提起蒸汽发生器的研制，张富源一下就来了兴致。他耐心地讲解蒸汽发生器的设计原理和运行方式，说到高兴处，还在图纸上画了起来。当被问到这份独立自主的决心是否与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建造有关时，张富源意味深长地点点头说，这是一脉传承的精神力量。
“我国能够研发设计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源于我国50余年来深厚的核动力技术积累，而这些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万钢认为。
如今的909基地依旧繁忙，一座超过30米的三代核电非能动余热排出实验装置上，实验人员在上下奔走进行紧张的调试实验，为打造“华龙一号”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非能动安全系统提供了重要支撑，确保大国重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记者采访时，工作人员经常会提及这句话。在中国核电事业的发展中，909基地传承的精神与技术，助推一代又一代核电人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本报记者 薛鹏 自四川成都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