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高度重视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不仅在厉行节约上发表过很多重要论述，更以身作则，带头践行。
“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
第三次反“围剿”后，中央苏区力量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但与国民党反动派相比，仍是处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的“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正是倚仗这种力量上的悬殊，国民党“不但组织了武装力量进行军事上的‘围剿’，而且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他们想用饥饿、死亡、烧杀的政策企图来扑灭苏维埃革命”，中央苏区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军民生活异常艰难。
为确保苏区建设和革命事业持续向前推进，临时中央政府在经济建设上一手抓生产，一手促节约，中央苏区掀起了一场“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自拟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四号》强调，“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这一切节省，虽在各部分为数甚少，但积少成多，并可以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这是万分必要的。”训令还强调，经费节省“决不是工作减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
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毛泽东实事求是、高瞻远瞩，进一步提出“经济服务于战争”的指导思想，确定“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强调要“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一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此后，在苏区掀起了一场“节省运动”。
“谁要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
节省运动从1932年开始，《红色中华》发表社论，提出“节俭一文钱即可对革命有一分的帮助，谁要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
这期间，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首先带头节约，他每天的生活标准只有三钱盐、二钱油，穿的衣服也总是缀满补丁，按规定他的油灯可点三根灯芯，但他坚持只点一根，从不搞特殊。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也与苏区军民一样，过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生活。
积极倡导个人节约和捐献。1934年3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红色中华》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提出节省的九项措施，中央政府总务厅、国民经济部等党政机关带头响应，政府工作人员主动要求减少伙食给养，“免发夏衣”，决定自己开荒种菜，严格落实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等规定。著名的“三升米运动”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一天，毛泽东主席叫来时任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区委书记的朱开铨，对他说，前线红军需要粮食，但库存不多，请云集区带个头，号召每人节省三升米。朱开铨回到区里马上进行动员，大家听说是毛主席的号召，无不积极响应，短时间内就捐出9000多担米。
裁减不必要的工作人员。1934年2月，苏维埃政府发布第7号命令，重新规定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编制，裁减不必要的工作人员，目的是减少政府开支，“提高劳动纪律，提高工作速度和效力。”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积极拥护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坚决裁减后方非必要工作人员，节省一切非必需费用。
加大对贪污浪费的惩戒力度。在积极倡导和率先垂范的同时，毛泽东特别要求公职人员要带头廉洁节约。他主张按照惩防并举的方法，对党员干部进行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领导制定并执行《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等相关法律措施，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工农检查委员会等机构，同时鼓励民众主动揭发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分子。当时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作者：樊得智 张大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