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照亮民族自强路
“17年来，参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不断攀登新的科技高峰，可喜可贺、令人欣慰。”2021年2月2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后，勉励航天人。
从第一朵蘑菇云升腾在罗布泊上空，到《东方红》乐曲第一次响彻寰宇，再到风云、北斗、嫦娥等属于中国的“满天星辰”闪耀太空，天问一号探测器首次传回高清火星影像图，6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用心血与韶华，在航天史上创造出“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北斗精神和探月精神……如今，这一座座丰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爱国奉献、砥砺前行。
1、“两弹一星”精神的核心是爱国
追溯中国的航天发展史，要从“两弹一星”说起。
20世纪50年代，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维护国家安全，党中央高瞻远瞩，果断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大批归国精英与国内科技骨干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奔赴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第一线。在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
1950年，邓稼先获得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负责人钱三强的推荐下，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核武器研制事业。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他在北京郊区的高粱地里兴建研究所，在去罗布泊国家试验场的路上颠簸，在云雾缭绕的山区指挥核弹研制……
20世纪60年代初，王淦昌从苏联回国受命参与核武器研制。年过半百的他义无反顾：“我愿以身许国。”由于核武器研制任务的高度机密性，王淦昌化名王京，断绝了一切海外联系，在物理学界整整“消失”了17年。
1961年的一天，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年轻人于敏被钱三强叫到办公室，受命参加氢弹理论的预研工作。核武器研究任务重、集体性强，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已有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尽管感到突然，但他没有犹豫。“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于敏生前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导弹在大西北戈壁滩成功命中目标——其仿制成功标志着中国在掌握导弹技术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为后续航天型号的研制奠定了人才、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基础。随后，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东风破晓，气贯长虹。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航天事业迎来了崭新天地。
在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看来，新的历史条件下，年轻人面临的挑战和任务更加艰巨而光荣，更应该继承和弘扬航天精神，尤其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一个人只有有了爱，才会把最宝贵的东西奉献出来；而最大的爱，就是爱国家、爱团队、爱岗位。”
2、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举国体制协同攻关
“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统筹谋划，再接再厉。”在会见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从“两弹一星”到“嫦娥揽月”，面对重大科学挑战和国家任务需求，就是要靠举国体制协同攻关。
20世纪50年代末，在苏联留学7年后，孙家栋登上了归国的列车。当时，聂荣臻元帅受中央委托正在筹建导弹研制队伍，孙家栋被抽调进新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由于中苏关系突然变冷，仅一个晚上，苏联专家就带着资料全部撤走。“我们看着做到半截、即将完成的导弹，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但这个事情也刺激、教育了我们——搞‘两弹一星’，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回忆。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事实证明，中国能够做到！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为集中力量攻克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和工程技术难关，1961年初，全国抽调一批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到北京第九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大家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发扬学术民主、大力协同攻关。十余年后，“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彭桓武作为排名第一的获奖者，被公认为最有资格接受这枚唯一的金质奖章，但他却坚决谢绝了——“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人独享”。
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戚发轫至今感慨万千：“正是在那个年代，我们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依靠这种精神，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
3、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
以“两弹一星”为起点，中国航天事业的脚步未曾停歇——
60多年来，我国自主研制了17种型号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成功实施300余次发射，将500多颗航天器送入太空；以“东方红”品牌为代表的通信卫星平台，在历经东二、东三、东四、东五四代卫星平台的发展后，技术不断突破，实现了指数级的能力跃升；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取得重大突破，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载人天地往返、空间出舱、空间交会对接等重大技术的国家之一。
与此同时，北斗导航工程、实践科学试验卫星和风云气象卫星等也捷报频传。
进入新时期，航天人瞄准火星探测、月球探测和载人航天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在火星进场动员大会上，我写了一副对联：扬航天精神雄风做两弹一星传人，圆中华复兴伟梦担深空探测重任。我们航天人有责任更上一层楼。”2020年4月，在纪念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50周年座谈会上，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科学与深空探测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说。
“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书写在新中国史册上。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在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时，习近平总书记向广大航天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
航天精神的内涵并不限于航天领域，它对中国科技界当下面临的复杂外部环境、“打压赶超”威胁和“卡脖子”困境同样具有诸多现实意义。
“老—辈航天人至诚报国的大担当、大情怀、大作为一直激励着我们牢记使命、不懈奋斗。我们将充分继承和发扬以‘两弹一星’精神为代表的航天精神，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以不负国家、人民期望的赫赫战绩，勇攀科技高峰！”中国航天科工三院首席科学家朱坤坚定地表示。
(本报记者 张蕾 陈海波 詹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