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问题作出的庄严承诺。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均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有关工作列为今年的重点任务。
在4月18日至21日的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期间，与碳中和目标有关的绿色发展议题也在多场分论坛中出现，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应对气侯变化、实现碳中和刻不容缓，需要全球同心协力、携手应对，中国的承诺意义重大，必将深刻改变中国、深刻影响世界。
小知识：什么是碳达峰、碳中和？
“碳达峰”是指某个地区或行业，年度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是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标志着经济发展由高耗能、高排放向清洁的低能耗模式转变。
“碳中和”是指某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人类活动直接和间接排放的碳总量，与通过植树造林、工业固碳等方式吸收的碳总量相互抵消，实现碳“净零排放”。
在甘肃省敦煌市向西约20公里处，被称为“超级镜子发电站”的首航高科敦煌100兆瓦熔盐塔式光热电站在戈壁滩上闪耀。电站设计年发电量达3.9亿千瓦时，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35万吨，是我国目前建成规模最大、吸热塔最高、可24小时连续发电的100兆瓦级熔盐塔式光热电站。 新华社记者 马希平/摄
“碳中和”不再是一个选项，而是必须项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指出：“造成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退化。气候危机和大流行疫情，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次疫情正是大自然向人类发出的警告。”
“应对气侯变化、实现碳中和刻不容缓。”潘基文说，“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可以取舍，但为了子孙后代，我们这一代必须采取更果敢的行动进行绿色转型。实现碳中和已经不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须项。”
《巴黎协定》确立了2020年后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框架，提出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然而，2019年全球碳排放量创历史新高，2020年全球平均气温已经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2度。对此，前联合国气候变化助理秘书亚诺什·帕兹托强调，“如果要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需要付出更巨大的努力。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必须与低碳发展联系起来，否则全世界还将付出代价。”
“独行者步疾，结伴者行远。”潘基文引用这句非洲谚语呼吁，“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个人，可以独自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我们需要同心协力开展全球合作。”
作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指标生物”的江豚，在湖北省宜昌市滨江一带水域出现。图为2020年8月3日，在宜昌市西陵区镇江阁外沿长江水域，江豚逐浪嬉戏。 新华社发 雷勇/摄
中国的承诺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巨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4月16日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时指出：“我宣布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无疑将是一场硬仗。”
“我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所展现的领导力。”潘基文表示，“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工业规模也非常大，要实现这一目标很不容易。”
“欧洲从1990年碳达峰到2050年碳中和目标有60年的时间，而我们只有30年的时间。这么大的规模要在30年内压缩，这是人类史上没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说。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博格洛夫也认为：“中国承诺到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应该说是对应对气候变化最大的贡献了。”
将从根本上重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3月15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和亚洲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但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更紧迫，”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因此我们需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这个变化的剧烈程度可想而知。”朱民指出，中国经济处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阶段，且当前服务业占GDP占比较低，因此经济对能源消耗的依赖性远远高于欧洲等发达国家，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碳排放的减少，需大幅提高能源效率。
朱民指出，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将带来一系列经济结构变化，在此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科技的发展尤其重要，碳中和给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推动科技发展提供了重大的抓手，“通过能源革命，可以从根本上重塑中国经济”。
需要改变传统的“取舍”思维
“说到碳的问题，一个是存量，一个是新的增量。其中存量大多来自于过去200年工业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排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指出，发展中国家尤其低收入国家可能会担心，如果他们把所有的资源都用来应对气候变化，会对国家经济产生影响。
“要么排放，要么经济发展放缓，人们把这个看作是二选一的选择，这是取舍的思维。”在金立群看来，应该要把这种取舍的思维改成一种相互促进的思维，也就是说，从高碳到零碳的转型，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
“这是眼前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金立群呼吁发展中国家从长远角度来看问题，“把对绿色经济的投资看作是对于未来的投入，那么就会看到未来的收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则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世界共同的责任，但也是有差异的责任，发达国家应该承担起较大的责任，应该在技术等方面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