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 被追授时代楷模
彭士禄：为祖国“深潜”一辈子
采访对象
杨朝勇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副院长
于俊崇 中国工程院院士、核动力专家
孙荣绵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科技处处长
彭 洁 彭士禄之女
青衣江畔，崇山峻岭。
2021年3月22日，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士禄走完了96岁的人生。
彭士禄是革命家彭湃之子，1962年，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研发。从1967年夏天开始，他来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代号为“909”的基地，指挥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建设工作。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4.6万个零部件全部实现自主研制，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1983年，彭士禄被任命为中国首座大型商业核电站建设总指挥，组织引进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1988年，他担任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董事长，成功实现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因功勋卓著，彭士禄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荣誉状、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等。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彭士禄“时代楷模”荣誉称号。本报记者采访了彭士禄的同事和家人，追忆彭院士的一生，致敬这位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1 “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上世纪中叶，核潜艇被认为是保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杀手锏”。1959年，苏联以技术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对此，毛泽东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彭士禄等科技人才克服了种种技术难题，终于造出了我国的“争气艇”。后来，彭士禄转入民用领域，主持了大亚湾核电站、秦山二期核电站等建设工作，做出大量开创性贡献。
记者：彭院士曾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他在这两项工作中做出了哪些贡献？
杨朝勇：彭士禄主持了核潜艇核动力装置方案的论证、主要参数的选择与计算、重要设备的选型和研制等工作。由于我国独立开展核潜艇研制，缺少重要参数资料，主要靠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计算，计算一种方案要连续一个多月才能完成。彭士禄就用这么简单的计算工具，带领大家对收集到的国外数据反复验算、校核和修正，确定了中国核动力装置的100多个静态和动态主参数。他还带领大家建立常温零功率堆和高温高压零功率实验室，建立起全尺寸零功率实验装置，从而证实了反应堆在冷态下的安全可控性。
孙荣绵：研制第一代核潜艇的关键一步，就是核动力装置，也就是模式堆。当时对于反应堆选型和是否建立陆上模式堆的争议非常多。有人认为建陆上模式堆提高了试制费，还会推迟核潜艇下水的速度，不如直接将反应堆装艇试验，成功后直接交付部队。彭士禄是支持建立陆上模式堆的，认为我们没有搞过艇上核动力装置，不经过模拟实验就直接装艇危险性太大，这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可以保证一次性成功。经过反复研究，彭士禄的意见得到中央的认可，后来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达到满功率，也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于俊崇：上世纪80年代，彭士禄听从组织调动，转入核电站建设领域。他担任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期间，提出了控制进度、投资、质量的重要性。他曾说，耽误一天工期就会损失100万美元，时间就是金钱，要抢时间、抢速度。后来，他认为不能依靠外国的核电技术，提出“自力更生、以我为主”的设计理念，主持秦山二期核电站的建设工作，创造性引入招投标制，解决了靠拉关系争项目的不良现象，并且提出股份制，建立董事会制度，为我国核电领域引入了现代的管理理念。可以说，在核电建设上，他从战略上、从技术发展上和管理方法上都有很大贡献。
2 “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面对无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无外来援助的困境，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都没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仅有的参考资料，是从报纸上翻拍的2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个从外国带回的核潜艇模型玩具。此外，研发团队成员多是学习电力、化工、仪表等专业出身，对核动力的了解几乎为零。因此，无论是在设计还是在建造过程中，大伙儿常常因为技术意见不一致争论起来。每当这时，彭士禄就会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记者：当时研制核潜艇，面临着哪些方面的难题？面对技术争论，彭院士敢于负责、敢于拍板，得到“彭拍板”的称呼，这里面有哪些故事？
杨朝勇：当时反应堆研究室不到50人，只有包括彭士禄在内的五六个人是核动力专业的。可供参考的外文资料大多为英文，但是大多数人只会俄语，所以只好“从零开始”“自学自教”，每天早晨5点多就起床背英语单词，边学单词边翻阅英文资料。彭士禄等专业出身的科研人员为大家讲授核动力装置的知识。经过边学边干，“门外汉”迅速成为核动力学研究的专业人士。
于俊崇：彭士禄拍板是用数据说话，他随身携带计量尺，就是为了方便计算。最初在计划反应堆工作压力时，有人根据外国的设计经验，选择200个大气压。彭士禄不迷信国外的数据，经过计算发现，200个大气压会烧坏元件，容易酿成大事故。于是他根据热效率和元件安全，降低了参数值，后来一些国家也把反应堆工作压力降到了130个大气压。还有一次，设计人员为安全起见，在模式堆的蒸汽发生器上加了个“安全阀”，结果总是漏气。彭士禄根据热工计算原理，发现最高压力是恒定的，不可能超压。既然安全阀有点漏气，彭士禄就决定拔掉它。
孙荣绵：为了保密安全，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建在深山老林里，生活区离工作区有几十里路，交通不便，彭士禄和大家吃住都在工地上，困了就把工作服裹着躺在板凳上打个盹。夏季常常毒蛇蚊虫肆虐，冬天阴暗潮湿，生活非常艰苦。基地物资奇缺，同志们吃着窝窝头搞科研，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时，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我们那时经常看到彭士禄穿着满是油污、泥渍的工作服，拿着一个掉了瓷的大瓷碗排队买饭。不过生活的种种不便难不倒我们，大家都埋头扑在科研里，一心只想为国家国防建设做贡献。
3 “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彭士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烈士彭湃的儿子。3岁时，母亲蔡素屏不幸被捕，英勇就义。次年，彭湃被捕就义，年仅4岁的彭士禄成了孤儿，也成了敌人的“眼中钉”、悬赏搜捕的“通缉犯”。在党组织多名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的护卫下，彭士禄先后辗转香港、澳门和延安学习生活，抗战胜利后，以优异成绩被选派前往苏联学习化工专业，后根据国家需要，转为核动力专业。
记者：彭院士曾说，“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是什么赋予了他深厚的家国情怀？
杨朝勇：我认为首先是党和人民养育彭士禄的恩情。他告诉我，在革命年代，为了躲避追捕，过起了“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生活，先后有了20多位“爸妈”。研究核反应堆时，生活艰苦，但他坚持定期把钱寄给“爸妈”们。他曾说，“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
于俊崇：在革命圣地延安的学习生活，培养了彭士禄的共产主义信仰。他说，在延安受到的革命教育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精神财富，革命精神更加坚定了他的报国之情。1951年，彭士禄前往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1956年陈赓大将访问苏联时，秘密询问即将结束留学的彭士禄，愿不愿意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他说，“只要祖国需要，当然愿意”。回国时，他把学习使用的书籍全部带了回来，还购买了大量的核反应堆参考资料，对我们研究核动力帮助很大。
彭洁：共产主义信仰是父亲继承其父辈的精神遗产。父亲曾说，爷爷奶奶把家中田地无私地送给了农民，甚至不惜为了革命事业付出生命，给予了他要为祖国、为人民奉献一切的热血。我们家在革命年代出了6位烈士，父亲常教育我们，要学习祖辈无私奉献和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后来又讲到自己的“三个心愿”：一是盼望祖国早日拥有更加强大的核潜艇力量；二是盼望祖国早日成为核电强国；三是盼望祖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圆了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中国梦。
4 “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比拿点小钱更有价值”
“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虽沧海一滴，但就是要为人民做奉献，默默地、自强不息地去耕耘、去开荒。”彭士禄这样总结自己一生为核事业所做出的努力。他把自己比作“核动力领域的一头拓荒牛”，将功劳归于集体。“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有幸参加了核潜艇的研制工作，获得了成功。但功劳不是我个人的，核潜艇研制成功也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需要大家集体的力量共同完成”。
记者：彭院士不计荣辱得失，也从不向组织提个人要求，认为“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比拿点小钱更有价值”。在建党100周年之际，重温他的精神品格有着特殊意义。大家眼中的彭士禄是个怎样的人？
杨朝勇：彭士禄一生热爱工作，将工作放在第一位。研究陆上模式堆时，他从不休息。因为幼年坐牢，身上留下了后遗症，2000年后行动不便，出门都要坐轮椅，但他坚持去办公室工作。同时，他党性强、坚持原则，曾说“做一名合格的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要一身正气，堂堂正正做人”。彭士禄的一生是为国防事业奋斗的一生，更是践行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忠诚担当的一生，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着心中的那份赤诚。
孙荣绵：彭士禄非常能吃苦，为了核动力事业，不顾自己的身体。1970年，反应堆开始提升功率，朝着满功率“冲刺”，每调高一档功率，出现的险情就越多。彭士禄连着五天五夜没有休息，解决各种故障和问题。他一直有胃病，胃疼20多年。一次现场调试的紧要关头，他胃疼得厉害，送去医务所被诊断为急性胃穿孔，后来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仅休养一个月，又开始超负荷工作。
于俊崇：彭士禄生活非常简朴。当年他担任大亚湾核电站筹建总指挥时，住在不到15平方米的房间里，早上吃方便面，或者用电饭煲煮面条，中午就随便吃点快餐盒饭。他只知道在工地上忙碌，对于何时调级、何时评职称、何时涨工资一概不知，也不打听。别人的房子越换越大，他自己却从有多个房间的大房搬到单元房里。因为科研水平高，他担任过不少单位的顾问，却从不拿报酬。
彭洁：父亲是一位大公无私的人。2017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有100万元港币。他说这个钱不是我的，要给国家，于是我替他办理了相关手续。当时我深受感动，明白他心里装的和爷爷一样，是全天下劳苦大众的幸福生活。他的一生不要名、不要利，但要把核潜艇造出来、把核电站建起来。他就像深海中的核潜艇，“深潜”一辈子，无声却有无穷的力量。(本报记者 张驰 杨文佳 自四川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