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纪念革命先驱李大钊
编者按：北京香山万安公墓的李大钊烈士陵园有一块墓碑，墓碑上有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碑文写道：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在李大钊诞辰132周年之际，我们通过回顾其革命生涯，缅怀、纪念这位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青年时代，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李大钊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1913年，他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他和战友们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有力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
同当时中国许多先进分子一样，李大钊曾一度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他在实践中感到，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所宣传的理性王国，并不能保证正义、平等、人权的实现，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更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他坚信资本主义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备受鼓舞，接受了他认为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开始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李大钊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
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的觉悟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李大钊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在运动中和运动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这篇文章长达2.6万多字，充分肯定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该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李大钊率先在中国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何其艰难，但他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真理，并积极付诸行动。正是李大钊等一批革命家的艰辛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使大批先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也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密切结合，使中国工人阶级发展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阶级。这一切，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
1920年初，陈独秀受邀秘密前往武汉进行演讲，因发表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演讲而引起湖北军阀当局的驱逐。因此，当陈独秀回到北京时，早已收到消息的京师警察厅准备再次逮捕陈独秀。李大钊获悉此消息后，为陈独秀安全考虑计，在征得其同意后，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出京。此时，恰逢北方收账时节，于是，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装扮为收账先生，让陈独秀坐在车内。为了避免暴露陈独秀的南方口音，沿途住宿等一切交涉皆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也就在这辆雇来去天津的骡车上，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传为美谈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
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领导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领导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8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成立之前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在各地党的组织先后成立后，国内外已经有了8个党的早期组织，共50余名党员。于是，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就成为必然要求。在陈独秀、李大钊的领导和关注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便担负起了中共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党的工作的重任，李大钊则负责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领导下，实现了与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国民大革命高潮。1925年，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五卅运动获得胜利，给予英日等帝国主义以有力打击。
执行中央决定 力促国共合作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大钊代表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著名斗争。
这一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李大钊十分尊重他。当马林提出国共合作时，李大钊最初也曾想不通。但是，他仔细倾听了马林的见解，虚心接受。马林后经李大钊介绍，由张太雷陪同去桂林会见了孙中山。1922年8月，在专门讨论国共合作的西湖特别会议上，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委员的李大钊积极赞同与国民党结成革命的联合战线，是最早站出来支持马林的一个。他指出：中国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
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多次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五跨长江、三赴上海、两下广州，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奔波忙碌。
1922年8月20日，李大钊受党的委托，在林伯渠陪同下，与避居上海的孙中山会晤，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说明中共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两人畅谈国内国际形势、政治建设、中国问题症结等。宋庆龄曾回忆：“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
李大钊与孙中山坦诚相见。李大钊直率地向孙中山说明，他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毫不介意，说道：“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此后，由孙中山亲自作为介绍人，李大钊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会议，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出席大会。有“跨党”身份的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5个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国共统一战线建立后，李大钊负责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成为北方国共两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由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加入，国民党内呈现出一片新气象。
在国共合作成功之后，李大钊全力开展革命斗争，引起反动当局的仇视。北洋军阀政府以“鼓动罢工”“宣传赤化”为名通缉李大钊，随即派出便衣警察到李大钊家进行逮捕。有多年斗争经验的李大钊十分机警，被迫剃掉胡子，再次装扮成商人，就在警察搜捕的当天早些时候，带着儿子离开北京……
英雄从容就义
头发剃去，双目直视，表情平和，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之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
1927年4月28日下午2时，李大钊从容走向绞刑架。
1926年4月，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随后成立安国军政府后，开始通缉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李大钊本有机会离开北京，但他为了革命工作，依然在苏联驻北京东交民巷的大使馆军营内坚持工作。一年后的4月6日，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默许和支持下，指挥京师警察厅出动300多名军警闯入苏联大使馆军营内，抓捕了李大钊及其家人，同时被捕的共60余人。
李大钊被捕之后，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了党的机密，并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狱中自述》。这篇约二千七百字的文章，是他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历史见证，也是一曲无产阶级的正气歌。
1927年4月28日，特别军事法庭以所谓的“妄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死刑，并立即执行。
当日下午2时，李大钊等20人被押往司法部街后面的刑场执行死刑。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他步履从容，神色自若。当指挥行刑官询问李大钊对家属有何遗嘱时，李大钊镇定地说：“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说完，他将头伸进了绞环，高呼“为主义而牺牲”，从容就义。之后范鸿劼、杨景山、路友于、张挹兰等19人相继遇害。
李大钊牺牲后，其尸骨被反动警方用一口薄皮棺材装殓后，暂时寄放在宣武门外北头路西土地庙下斜街长椿寺内，并由警察看守。
当天晚上，和李大钊一起被捕的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和女儿李星华、李炎华被释放。她们回到了曾经租住的灰厂豁子内朝阳里的家中。此时，她们并不知道李大钊已经遇害。
4月29日早晨，李大钊的舅舅上街买报纸才知道李大钊遇害的消息，他哭着回到家中将这一噩耗告诉了赵纫兰。
当时，李大钊的大女儿星华仅15岁，次女炎华7岁，次子光华只有4岁，小儿子欣华只有几个月大。
闻此噩耗，赵纫兰“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李大钊牺牲后，《晨报》《京报》《东方时报》对其家中生活惨状予以关注，就连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侵略中国所主办的报纸《顺天时报》都撰文说，“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李宅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