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 孙明源
空间站可以充当许多探月技术的试验场。进行科研实验本身就是空间站的基本使命之一，在载人登月计划需要开展技术试验时，空间站自然“义不容辞”。
2021年底，在中宣部举办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总体技术局局长董能力透露，中国现阶段正在开展载人登月关键技术攻关和方案深化论证工作。一时间，载人登月的话题又回到了大众视野。
2019年1月，时任国家航天局副局长、探月工程副总指挥的吴艳华曾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关于载人登月，中国在组织科学家抓紧研究，还未到决策阶段。此后的3年内，中国航天事业又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天问一号着陆火星、无人探月“嫦娥工程”完成“绕、落、回”三大目标、中国空间站进入长期有人驻留时代……中国载人航天带给公众越来越多的惊喜和期待，然而载人登月任务依然没有确定“日程表”。
在完成无人探月后，载人登月是中国探月工程“三大步”中的第二步，也是实现长久驻月的前提。从提上日程到真正实现，我们离载人登月还有多远？中国空间站能否助载人登月“一臂之力”？
载人登月虽成本高但长期回报大
1972年12月10日，“阿波罗17号”回收仓在南太平洋顺利着陆，标志着美国第六次登月任务的完成。至此，“阿波罗计划”画上了句号，“阿波罗17号”是目前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载人登月。在这次任务之后的近半个世纪当中，人类的载人登月计划陷入了“沉寂”，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再也没有复刻过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那著名的“一小步”。
“载人登月成本极高且风险极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航天科工二院研究员杨宇光解释了人类载人登月“沉寂”的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的“阿波罗计划”当中，美国投入了高达255亿美元的资金，这是一笔巨款，占到当时美国政府财政总预算的4.5%左右。每艘用于登月的“土星五号”重型火箭，价值可以比肩航空母舰。在冷战太空竞赛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才有了这样大手笔的投资。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世界局势的变化，美国终止了昂贵的载人登月任务，而其他国家也暂时没有能力开展，这就是载人登月陷入“沉寂”的原因。如今的探月活动，注重的是科学探索和经济利益的结合，以探测月球资源为主，为未来月球资源的开发利用打基础。
除了巨额的成本，载人登月任务还有极高的风险。“月球轨道交汇对接方案的容错率非常低，任何环节的微小差错都可能导致任务失败。这也是董能力说要进行进一步技术攻关和方案论证的原因。”杨宇光说。
不过，他并不认为载人登月只是个“面子工程”。以“阿波罗17号”为例，参与任务的宇航员之一哈里森·施密特是个地质学家，他不仅指导了其他宇航员进行地质勘探，还亲自从月球取回了研究价值极高的标本。虽然美国在载人登月计划当中投入巨大，但是计划成果在过去半个世纪当中产生的价值，已经至少达到了投资额的6倍。
“载人登月短期收益或许很低，但是我认为它的长期收益很高。更不必说未来的月球基地必须以载人登月为基础。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努力实现载人登月。”杨宇光评论说。
空间站无法直接参与登月任务
2021年，中国空间站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能否帮助人类开展载人登月活动？杨宇光表示：“在载人登月任务当中，中国空间站可以发挥作用，但是无法直接参与登月任务。”
空间站在近地轨道上运行，距地面400千米左右，轨道相对固定，和约38万公里外的月球“相去甚远”，并没有充当中转站的能力和必要。而且登月任务对火箭发射的时间窗口要求很高，从地面发射都是很大的挑战，更不必说从近地轨道上发射。
“空间站难以直接参与到登月任务中，另一个原因则是载人火箭的推进剂，也就是燃料，无法在太空中长期储存。目前，可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火箭，采用的都是液氢液氧等低温推进剂，这些推进剂难以在太空中长期储存。这也就决定了用于载人登月的火箭一定要从地面发射。”杨宇光补充说。
不过，虽然无法直接参与载人登月任务，并不意味着空间站就无法在载人登月计划中发挥其他作用。杨宇光解释说，空间站可以充当许多探月技术的试验场。进行科研实验本身就是空间站的基本使命之一，在载人登月计划需要开展技术试验时，空间站自然“义不容辞”。从这个角度来说，空间站在载人登月任务当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不过，一切航天方案都需要严谨论证和大量试验，载人登月也是如此。董能力也谈到，载人登月还需要关键技术攻关和方案深化论证，这是一条必经之路。”杨宇光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