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其名”更需“当其实”
■ 社论
所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创新，最终都要回归保护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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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物多样性，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要让我们生活的家园更绿更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度提出生物多样性保护，近日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也针对此提出了多项建议提案。
比如，来自云南的全国人大代表曹庆华针对亚洲象国家公园建设，建议建立“象长制”负责落实机制，统筹协调亚洲象保护与肇事防范工作。同时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结合的方式，开展栖息地生态系统恢复工程，建设食源地和廊道等，采取建设硝塘、饮水池、泥塘等人工干预措施，修复和提升亚洲象栖息地质量，引导亚洲象稳定在栖息地内生活繁衍。
其实去年2月，云南省林草局就曾向社会征集意见建议，拟在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临沧市等亚洲象分布区域，结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林长制》的实施建立“象长制”，压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保护亚洲象的主体责任。这次曹庆华代表的建议，也是借全国两会对其进一步加以阐释和推进。
严格来说，这种方式并不算标新立异。当然，如果能够实施，也算是亚洲象保护的一个机制创新，能够为亚洲象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积累宝贵经验。只是，这种制度好不好落地，未来怎么落地，可能还需要经过更审慎的调研与决策，以及严格的法定程序，需要慎之又慎。
其实，创新机制用什么命名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尊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客观科学规律，回归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本质。
具体到亚洲象保护中，必须认识到大象本身之“大”，使得亚洲象的保护有自己的特色和需求。比如说，亚洲象迁徙能力强，经常集群活动，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影响力大，容易追踪，社会关注度也高。2021年，一群亚洲象北上又南归，成了一时的新闻热点。象群北上事件，最后虽然有惊无险地落幕，但也给保护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不少野生大型生物，一方面栖息空间与人类生活的空间常有交错重叠，期望其种群保持在一个与人类绝缘、“纯自然”的生态环境中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由于这些野生动物对外界环境的影响力巨大，人类不主动介入保护也不可取。因此，压实保护主体的责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对野生动物保护来说，“连通重要栖息地之间的生物廊道，促进种群间的基因交流”这些更为基础的工作，才是更根本的介入。
而从整体的生态环境看，“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层次。
生物多样性保护从进入人类现实生活开始，“怎样的保护才是最好的保护”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者经常要在相对理想化的模式、目标，与各种现实的限制因素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从这个角度说，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范畴，需要充分考虑社会的发展阶段与接纳度。
不同的物种、地域、保护目标，以及不同的经济发达程度，都会对保护工作的模式、机制产生影响。譬如，对亚洲象的保护模式，就无法适用于雪豹、金丝猴等，而在云南适用的方式，在东北地区也未必有效。也正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依然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而不是完全靠“某长制”推动，更不能简单复制这种模式以体现重视。
生物多样性保护其实没有单一的完美模式。换言之，生物多样性保护本身就需要具有“多样性”。而所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创新，最终都要回归保护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