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事关国计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世情国情粮情，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提出“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为新发展阶段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指明了方向。
202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83亿吨，连续7年超过6.5亿吨，口粮储备长期保持在70%以上；保持耕地面积19.18亿亩，粮食播种面积达17.64亿亩，建成高标准农田9亿亩左右。目前，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1%，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2%，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基本实现良种全覆盖和全程机械化，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超过10亿亩，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夯实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
保障粮食安全不能放松
我国在保障粮食安全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也要居安思危，清醒认识到保障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当前，我国粮食供求紧平衡的格局没有改变，结构性矛盾尚未解决。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加之长期以来世界粮食生产地区不平衡和国家间分配不均，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粮食安全极端重要。着眼中长期，保产能持续增长、保供给精准有效任务艰巨。
从国内看，我国粮食增产受到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现有耕地生产压力较大，水资源分布不均；依靠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粮食生产成本增加，产量增速放缓，绿色农产品增效有待提升；以科技创新支撑粮食增产能力不足，尤其是高性能农业机械设备和油饲粮等高产品种育种等方面的关键核心技术亟待突破；农民务农获得的经营性收入低于工资性收入，种粮获得的经济收益低于种植经济作物，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种粮务农积极性；财政支农政策有待完善、支持方式有待优化，农村信贷、保险支农力度尚难以满足涉农产业发展实际需求；跨区域流通和储备调控能力有待提升；政策性储备对粮食供给端的调控空间收窄。
从国际看，随着居民膳食结构升级，我国对部分产需有刚性缺口的农产品进口依存度提高、进口来源地趋向集中、进口海运通道相对单一，进口成本增加；我国国际大粮商、跨国农业领军企业数量较少且国际竞争力有待提高，对国际市场粮价定价议价能力不足。
统筹协调几对重点关系
从概念范畴看，粮食的狭义概念是指包括小麦、稻谷、玉米等在内的谷物、豆类和薯类；粮食的广义概念包括粮、油、肉、蛋、奶等重要农产品和以这些农产品为原料制成的副食品，是大食物范畴。保障粮食安全，既要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又要稳定粮食供应，还要确保粮食的可及性、可获得性、可用性和供给稳定性。保障粮食安全，在供给侧，要保数量、保质量、保多样，稳定增加有效供给；在需求侧，要满足城乡居民对食物的品质需求、营养需求、健康需求，适应人们膳食结构不断升级的趋势，推动供需实现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在新发展阶段更好保障粮食安全，应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统筹协调几对重点关系。
统筹协调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既要抓好粮食生产，又要增强储备和加工能力，延长粮食产业链条，发挥整体效应，确保粮食生产和供应稳定。保障粮食总体安全，夯实安全发展基础，促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统筹协调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既要立足国内，统筹优化布局，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又要防范化解国际环境、国际贸易规则等变化给国内粮食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还要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全球农业发展，维护世界粮食安全。
统筹协调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既要立足当前，解决好粮食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又要着眼长远，把握好中长期粮食需求侧的变化，增强供需的适配性、有效性。
统筹协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既要考虑粮食在生产、流通、供应等方面面临的传统安全问题，又要兼顾国际上粮食能源属性、金融属性增强以及地缘政治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保障粮食安全，一方面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根据粮食安全保障目标任务，优先保障口粮安全、饲料粮安全，满足居民更高水平的食物和营养需求，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自给率保持在合理区间，大食物观的基础仍然是粮食。另一方面要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以稳产保供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统筹利用国际合作、贸易、投资等，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进口来源、进口渠道、进口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可控、可靠，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一是面向整个国土资源空间拓展食物资源开发路径，做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统筹利用森林草地、江河湖海等国土资源空间，挖掘各类资源潜力，优化空间布局，拓展多元食物供给路径；充分保护和利用现有耕地资源，严守耕地保护红线，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耕地基础地力对粮食产量的贡献度；面向粮食生产全产业链配置科技资源，开展优良种源和高性能农机等方面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有序推动生物育种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二是率先推进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主产区农业现代化，多措并举促进粮农增收。要加大对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主产区支持力度，加快补齐农田水利建设短板；提高粮油主产区机械化水平，推动其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要按照政策保本、经营增效的思路，推动粮农增收，进一步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生产者补贴制度等，在政策托底的基础上更好发挥市场作用；发展壮大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主产区抓粮积极性。确保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保面积保产量，切实稳定和提高主销区粮食自给率。
三是加大财政金融支农力度，加强风险监测，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积极拓展和创新政策工具，逐步提高面向农业的财政支持水平，对重点农产品需优化支持结构、扩大支持范围。一方面，要强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研判的准确性、前瞻性，提高农业支持政策的针对性。准确预判城镇化、老龄化带来的农产品消费需求结构变化，进一步完善重要农产品支持政策。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既适应金融市场规律又符合农业农村需要的农村金融体系，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和政策性保险的作用，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覆盖面。
四是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完善粮食流通与储备体系。粮食流通与储备体系是实现粮食供求平衡的“蓄水池”和“调节器”。发挥好粮食储备优势，提高粮食宏观调控能力，优化储备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提高国家储备吞吐调节的精准性。同时，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形成优质优价的粮食收储机制，还要加快推进粮食流通现代化，强化粮食应急保障体系，提升应急保供能力。
五是顺应食物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满足城乡居民多元化、高品质需求，提高粮食综合供给能力。准确把握城镇化、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食物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统筹兼顾口粮与重要农副产品生产，提高供给体系的适配性、精准性；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既要实现粮、油、肉、奶、果、蔬及水产品等的有效供给，也要促进全链条节粮减损。另一方面，要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创新种植模式，提高生产效率。发挥各地农业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注重区域间取长补短、协调高效发展。
六是提高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持续推进进口多元化布局和农业走出去。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国际、国内市场联动风险预警预判，增强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同时，也要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多边双边经贸合作。持续优化与全球主要粮源地的国际贸易结构，增强对短缺品种进口规模和节奏的调控能力；持续推进农业走出去，提升在农资、农化、产品、加工、物流、贸易等全产业链布局的能力，提高国际市场议价能力，确保进口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利用各类合作平台，加强农业国际贸易投资合作；参与推动全球粮农治理，对于人口大国、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携手推动粮食国际贸易畅通，推动粮食安全公共储备合情合理合规，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韩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