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两岁开始上托育班，4000元的托育费相当于我1个月的收入，但为了能重回职场，也只能‘肉疼’了”。8月29日，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的女职工王莹对记者说。随着国家放开二孩、三孩生育政策，“生了孩子谁来带”成为困扰许多适育家庭的现实难题，尤其在双职工家庭，“带娃难”问题尤为突出。(《工人日报》9月5日)
0到3岁职工子女托育难，已成为年轻父母尤其是双职工家庭的头等大事，甚至已经成为阻碍他们继续生育二孩甚至三孩的拦路虎。笔者对此有亲身体会，这不仅是一个一岁半孩子父亲的切身体验，更有官方回应佐证，不久前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郝福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表示，“国内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
当下的托育服务，主要存在两个比较大的难题，一是市场化托育机构费用偏高，二是普惠托育机构供给不足。
一些市场化的托育机构，虽然很受家长青睐，但这些机构的一个“通病”就是贵，不同城市价格不同，但基本都能与一名家庭成员的工资标准持平，相当于父母中有一方在全职为孩子的托育“打工”。而且市场化托育机构，为了实现规模化办班，地址往往会选择在能覆盖较大区域的商业中心，而很少在小区或小区周边办班，这也给家长接送造成了困扰。普惠性托育机构价格确实亲民，但供给严重不足，除了一些机关幼儿园有类似托育服务外，一般居民区附近很难找到普惠性托育机构。
对于托育服务，市场有需求，政策有鼓励，按理应该出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可市场反响却不甚强烈。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优惠政策还停留于文件层面，没有真正落实落地，企业尚未感受到稳定发展预期和政策红利，因而参与热情不高；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办托育机构”等模式，也由于担心与建设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不符、增加经营负担、承担安全责任，并未得到太多响应。
对于物美价廉、离家近的托育服务，年轻父母可谓望穿秋水，各类政策也是大力鼓励发展，可在落实落地中却行动迟缓。家长或许可以千方百计熬过带孩子最难的阶段，但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他们不再生育二孩、三孩。高质量普惠性托育服务推广迟一段时间，就会造成一批有生育意愿的父母错过生育期，而这是事后做再多工作都无法挽回的损失。因而，在解决托育难问题上，相关职能部门必须要有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全国幼儿园数量达到29.5万所，而我国托育相关企业仅为7.6万个。二者之间存在的巨大数量差距是托育服务严重不足的反映，但其实也是托育服务快速铺开普及的重要契机。
幼儿园在增设托育服务上有着天然优势，长期与孩子打交道、点多面广、靠近居民区，在此前基础上增加托育服务难度小、见效快。因而，教育、民政等部门理应重点发掘现有幼儿园的优势，通过资金补贴、税收优惠、租金减免、技术支持指导等方式，鼓励幼儿园大力开办托育服务，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打掉托育难这只生育路上的最大拦路虎，让“生了孩子有人带”成为年轻父母想生、愿生、敢生的最大底气。
夏熊飞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