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无语，热浪蒸腾。这滚滚热浪仿佛在诉说历史沧桑。2010年至2013年，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大运河商丘南关段、商丘夏邑段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隋唐时期的运河河堤、河道、建筑基址、道路等遗迹遗物，为中国大运河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翔实材料。
走进中国大运河通济渠商丘夏邑段（济阳镇）遗址展示馆，考古发掘的通济渠河道原貌展现在眼前，大堤内密集的车轮印痕、行人脚印、木桩遗迹、动物蹄印等，可以想象当时“运河转漕达都京，策马春风堤上行”的盛况。
“济阳镇是典型的因大运河而产生的村镇。”夏邑县博物馆原馆长张帆说，“大运河通航后，过往的商旅停留，沿河两岸逐步形成集镇，因位于运河北岸故名济阳。据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记载，明嘉靖年间大运河商丘段还在通航使用，明代以后才逐步废弃……”。
令人惊叹的是，遗存的大堤上，有依稀可辨的车辙印痕，有加固河堤木桩上清晰可辨的一圈圈年轮。
济阳镇发现的行人脚印。
“通过解剖，还发现了半个草鞋脚印，草编的纹路十分清晰，另发现一个完整的牛蹄印迹。”张帆说，所有这些，传递了当时大运河上繁忙的信息，说明大运河是在使用中由于黄河泛滥，被泥沙覆盖而废弃。
在这段遗存的探测中，勘探人员采用了先进的“高密度电法”进行野外测量。隋炀帝杨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挖的这条河，在1000多年后，成就了一次和高科技的对话。
王良田告诉记者，在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唐宋时期的大堤、堤上建筑基槽、堤外宋代道路等遗迹现象，印证了史书中关于大运河堤外为官道的记载，也更加充分显示了隋、唐、宋时期大运河航运交通的繁荣。
同时，还发现了大量唐宋时期的文物，主要是瓷器，这些器物几乎涵盖了唐宋时期各个窑口的瓷器。
“数量之多，器型之丰富，窑口之全，堪称是一座地下瓷器博物馆。”王良田分析，仅从这点就足以判断，大运河具有的集散与交流功能是巨大而难以估量的。
济阳镇大运河北堤面明代车辙遗迹。
隋唐大运河商丘段开凿于隋代，漕运繁荣于唐宋，一直是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肩负着南北物资运输的重任，唐代时商丘是大都市之一。
杜甫《遣怀》中写道：“昔我游宋中（指商丘），惟梁孝王都。……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
透过诗人的诗境，不难展开这样的想象：一座繁华大都市，道路四通八达，汴水直达于海，舟车往来，络绎不绝。城内道路宽阔壮观，住着多达九万户的居民，按每户五六口人计算，城市常住人口多达四五十万人。每当夜幕降临，酒肆茶楼高朋满座，灯火通明，歌舞相伴，客人开怀畅饮，一片狂欢。（赵檬 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