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日报 - 商洛之窗讯 (张 勇)“扔水弹”“泼大粪”“放藏獒”……原本是愉悦身心、舞动精彩的广场舞活动，近期以来却“舞”出了不少麻烦。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活动的推广普及，广场舞更是风靡大江南北。广场舞因其动作简单、老少皆宜，而颇受中老年健身者的青睐。如今在城市广场、在居民区，广场舞已成为一道风景。广场舞作为当下一种引人注目的大众文化形式，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法兰克福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认为，艺术能把人们在现实中所丧失的理想和梦幻、所异化了的人性，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艺术就是对被挤掉了的幸福的展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广场舞是在“刷存在感”。没有舞台，没有脚灯，没有演员，没有观众……这是展示自己存在的另一种自由形式。中国特色的广场舞，不仅是一种对健康追求的集体宣示，而且也是社会转型期幸福感抑或“被挤掉了的幸福”的潜意识释放。作为一种来自民间、又获得官方支持与认可的“狂欢文化”，广场舞借助集体的艺术形式，构建了民众对乌托邦生活的想象。
作为集体文化的一个艺术符号，广场舞在形式上整齐划一，在社会心理上体现出鲜明的“群体思维”特征。在法国社会心里学家勒庞看来，群体的思维容易受到强烈感情和极端感性活动的支配，因此容易非理性化和缺乏判断力。“群体思维”为“群体极化”提供了一定的心理基础。后者是指在组织群众中，个人决策因为受到群体的影响，容易做出比独自一人决策更极端的决定。其原因：一是责任分散，人们可以减少因承担决策责任带来的恐惧感；二是行为一致，以获取群体对他的认可及团体归属感。这就是为什么广场舞群体在明知噪音扰民和有关法律的情况下，舞照跳，甚至加大音量、与投诉者和干预者进行群体对峙；而反对广场舞的一方，则往往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采取类似抛物、泼粪等极端手段。其实，处理噪音污染问题并非“无法可依”。《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情形都有警告、罚款的具体规定。广场舞的支持者、反对者和管理者“有法不依”的背后，折射出“法不责众”的社会心里和“群体极化”的文化表征。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提出“文化自觉”概念，即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里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他将“文化自觉”的要义归结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并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质之一，就是“能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若有了这样的“文化自觉”，广场舞活动自然就能“舞”出和谐、“舞”出精彩，真正成为城市广场的动人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