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日报 - 商洛之窗讯（刘作鹏）“商山四皓”自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记载后，便不断被历代文人墨客评论演绎，逐步形成一种影响深远的四皓文化。南北朝以后，商洛的州治移至商州，商州城逐渐成为商洛政治文化中心，往返于商于古道上的高官文豪都在商州停留，绝大多数四皓诗文都是唐、宋、元、明、清时文人在商州游历四皓庙后所创作的。
四皓事迹并不多，但从西汉之后，有关四皓的话题广泛出现在传统典籍、史论和诗词歌赋中，成为一种洋洋大观的传统文化，作为四皓文化发源地——商洛，我们应深入研究和传承四皓文化的内在精神和丰富含义。特别是在商于古道文化产业开发中，应加强商州四皓文化景区的建设，打造四皓文化研究基地，以推动四皓文化的研究发展。
四皓曾在商山隐居，人们为纪念四皓，在商山脚下的商镇也建有四皓庙，与商州四皓庙并存。值得研究的是透过这两处四皓墓，可以探究四皓当年隐居路线和四皓文化的影响。两墓并存，不仅是历史事实，也说明四皓文化在商洛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打造商于古道文化景区应该尊重历史和传统。两处遗迹管理者和商州、丹凤文化研究者应该把两处遗迹打造成各具特色、各显魅力的文化景区。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对商州四皓庙做个简略梳理，以达到抛砖引玉作用。
据清代乾隆九年王如久编《直隶商州总志》记载：“四皓庙，在金鸡原。有唐柳宗元、宋王禹偁撰碑。明商洛道苏浚、知州王邦俊、太仆马理俱有记。”这段史料说明，商州四皓庙所在地宋代称金鸡原，庙内有唐代诗文大家柳宗元、宋代商州地方官王禹偁为四皓庙写的碑文，明代商州地方官苏浚、王邦俊、马理为四皓庙写的记文，是唐以后历代官员祭拜四皓的主要庙宇。
比《直隶商州总志》更早的明嘉靖二十一年(1543)陕西巡抚赵瑞廷编撰的《陕西通志》记载得更具体：“四皓墓，在州西三里。有四冢，冢前有庙，庙中有古今碑刻诗文。”这说明四皓墓原来就有四座坟墓，墓前建有庙宇，庙内刻有古今名人的诗文。这个记载与现存商州四皓庙的现状相符，四座墓在后，庙在前，庙前还有古柏。
《直隶商州总志》记载的唐代柳宗元为四皓庙撰写的碑文，似有错误。查阅历代《柳宗元文集》均未发现此文。根据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原副会长阎琦先生考证，《四皓赞碑》应为柳宗元父辈作家梁肃所写。其理由是，在宋代人编辑的《梁肃文集》中已有此文，《全唐文·梁肃集》中也存有此文。地方志和《全唐文》比较，其权威性和可靠性远远不及后者。由此可见，《四皓赞碑》应为梁肃所写无疑。梁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重要先驱，中唐时期著名的古文家，他的创作和作品对唐代古文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古籍所存的商州四皓庙碑文中，宋初诗文大家、商州团练副使王禹偁的《四皓庙碑》，对四皓庙记载最为具体：“辛卯岁，余坐事解制诰职。翌日，有商于二使之命，下车拜庙于西山之侧，退立廊庑，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赞皇李公而下作者若干人，因历览之，美则美矣，叙先生之道似有未尽。就馆濡笔，申之以碑。”此文不仅载明四皓庙的具体地址，还证明了晚唐宰相李德裕等多人写有四皓庙碑文，可惜的是，李德裕之外的碑文，因没有提到名号而未曾考证。
商州四皓墓四座坟茔，早在唐代就有记载，大诗人李白于天宝五年(746)离开长安去洛阳漫游，途经商州时游览四皓墓，因感其荒芜，作《过四皓墓》曰：我行至商洛，幽独访神仙。园绮复安在，云萝尚宛然。荒凉千古迹，芜没四坟连。可见，李白当年游历商州四皓墓时就有四座坟墓。据查阅李白年谱，李白这次到商洛并没有沿商于古道往东，而是从商州拐到洛南前往洛阳，所以，《过四皓墓》应为在商州四皓墓所写。